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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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傳統與現代姓名學原則給人或事物確定上社會性、概念性符號，以區別一事物與另一事物。取名重要性：
凡人必要取名，取名必分姓與名，姓名既是人的符號，又是人們彼此相區別相聯繫的一個記號。自古以來，人們對自己姓名十分珍視，我國的姓與名，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才發展到了今天人們所慣用的姓名。在我國古代，並不是一開始就使用姓與名的，而是先有姓氏，後有名、字、別號等。
古人説：“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確實是這樣。中國人歷來講究取名。中國人重視名字並非無緣無故。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名字在人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義，並非只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符號。
作為一個符號的姓與名，雖然不能決定人的命運，但它卻一直帶有時代的信息，銘刻着文化觀念，留下了家族血統的烙印，凝聚着父母對孩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隱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負、情趣、愛好與目標追求，它對人生起着潛移默化的作用。名字是家庭教育的起步，是父母對孩子人生前景的信息密碼的鎖定，是強化個人願望或社會責任的“固化劑”。灌注着人生信念的名字，將規範、作用和影響着人的一生。
古代取名的論述
自古以來，人們就非常重視取名。古代賢哲尹文子説過：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這就是説，觀察辨別事物、人物必先定名而後才可以成事。荀子也曾説：“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意思是説：名有完善之名，平易好懂而不被人誤解之名，可以説是好名。為了起個好名，年輕的父母總要翻開厚厚的辭海、辭源，搜腸刮肚，絞盡腦汁，試圖為自己的寶貝起一個好名字，正如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所説：“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名字甚至可以決定人的前途和命運。清代同治七年，時逢全國科舉考試，江蘇考生王國鈞，名列前茅，榮幸參加殿試，本為一等，因慈禧太后見他的名字與“亡國君”諧音，大為不滿，馬上下旨降為殿試三等。王國鈞被髮往安徽任知縣，又被議改任教職，在山陽縣任教官20年，才以才幹卓著被選任雲南某縣令，未上任便去世。清代光緒三十年，直隸人劉春霖參加科考名列進士三甲末等，因其名“春霖”有春雨之意，再加其姓與“留”諧音，很受慈禧太后青睞，她認為此人名字吉祥，符合自己恩澤永垂的心境，便下旨將劉春霖拔為甲等第一，成為清代最後一名狀元。
唐代詩人李賀，也因受父親名字的牽連而身受其害。才華橫溢的李賀在準備參加全國大考之時，有人詆譭他，説李賀的父親名晉肅，而“晉”與進士的“進”同音，是犯諱的。李賀遂不敢去應試。更為慘烈的是，清代雍正年間的禮部侍郎查嗣庭，僅因牽涉帝王之名，終至家破人亡，慘不忍睹。他出任江西考官，取《詩經》中“維民所止”一句為科考試題，竟被人誣為心懷叵測，暗示雍正要被砍頭，其根據就是“維”字為“雍”字去掉頭，而“止”字為“正”字去掉頭。最後不僅自己病死獄中，而且慘遭屠屍梟首。雖然這都是在封建社會中與嚴格的等級制度有着密切的關係，但也足以見名字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要取好名，首先要名正，名正才能言順。宋代大名士蘇洵，曾為其兄正名而專門寫下一篇典範之作，題目是《仲兄字文甫説》。蘇洵的仲兄（二哥）名叫蘇渙，字公羣。蘇洵讀《易經》之後認為仲兄之名字不妥，建議用“文甫”來取代“公羣”。蘇洵在文章中論述人生哲理，傾注了他的人生信念，是一篇筆力雄健的正名之作。
如果名字不正，言傳則不順，有時還會留下笑柄，貽笑大方。明朝熹宗時大宦官魏忠賢，本是一個無賴，原名李進忠，事奉宦官魏朝而改名。他與熹宗的奶媽客氏私通，因客氏之故而得熹宗信任，漸掌朝政。他廣結羽翼，遍置死黨，朝中排斥打擊正直忠臣，朝外壓迫東林名士。媚事者竟拜伏呼他為“九千歲”，各地督撫為他建生祠以祀。這樣一個大奸賊，既不忠，又不賢，最後落下一個千古罵名。因為魏與未同音，魏忠賢豈能有好下場。南宋大奸臣秦檜，字會之。秦檜為人陰險，本性殘忍，喜好諛言，大肆迫害忠良，冤案不可勝數，其中以陷害岳飛等最為昭彰。其所作所為，正好與他的名“檜”相吻合，“檜”是一種刺柏，渾身是刺，到處刺人。
雖然好名配好人不是絕對的，但我們要力求名正言順，正如儒雅風流的蘇東坡所説，“世間惟名實不可欺”。現在，我國獨生子女家庭中年輕的父母們為了孩子宏途無量，飛黃騰達，在名字上就開始苦思冥想、引經據典了。一個好的名字，藴含着一種期望。
名正是金。有了正名的意識，就可以取好名。何謂好名？雖然“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大家共識的，那就是名字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要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名字不僅僅是自我評價問題，還有一個他人審美、社會評價的問題。根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名稱，符合中國人的心理需求，是中國人的審美情趣與民族認同的反映。我們應力求做到人如其名，名以正人。
古人剛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長大以後要取字，兩者相連，通稱名字。關於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應奎曾説：“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意思是説，名是用來區分彼此的，字則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質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樣。一般説來，古時候，名是階段性的稱呼，小時候稱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應該避諱的東西，相稱時也只能稱字而不稱名。
名與字在多數情況下共同構成一個人的代號，儘管用途不盡相同，二者之間還是有聯繫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與字內容毫不相干的情況幾乎見不到。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號以代替名字。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早在周朝時，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對此，《周禮》解釋説，號為“尊其名更為美稱焉”，意思是説，號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有號的人多是那些聖賢雅士。如老子別號廣成子、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並不太多，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取號的人仍不很多，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葛洪別號抱朴子等數人。但是，到了隋唐時期，伴隨着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在名、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皆屬此類。到了宋代，取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熟知的《水滸傳》108將個個都有別號，正是代表着當時的社會風氣。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幾乎人人有號。正如清人凌楊藻在《蠡勺編》一書中記載的那樣，其時“閭市村壟，嵬人瑣夫，不識字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鬆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則必‘水’，伯‘鬆’則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為寇的盜賊也有別號。如上述書中舉了一個縣官審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説明問題。這一例子説，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樁竊案時，責難犯人為自己開脱罪責，犯人突然説道：“守愚不敢。”縣官不解其意，一問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別號。
在用字上，取號與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數多少的限制。從已知的歷代別號來看，有2字號，也有3字、4字號，甚至還有10餘字、20餘字的別號。如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別號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至於宗教界的一位叫釋成果的法師，別號的字竟達28個之多，即“萬里行腳僧小佛山長統理天下名山風月事兼理仙鶴糧餉不醒鄉侯”。一個人的別號竟然用了近30個字，真可謂古今一大奇觀。
因為古人取號有較大的隨意性，並且不必加以避諱，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飽受文字獄和避諱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們在名字之外更取別號來表現自己。當時的大多數人都取一個別號，但有些人的別號也有好幾個。如清初畫家石濤法名弘濟，別號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滌子、瞎尊者，達4個之多。
綜上可知，我國古人的稱謂遠比現代人複雜，他們有姓名又有字、號。這種姓名字號的並存，既適應了當事人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情況下的需要，也為中國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
1.起名字。 北魏 酈道元 《水經注·汾水》：“ 漢高帝 十一年，封 靳彊 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 羊腸倉 。山有 羊腸阪 ，在 晉陽 西北，石隥縈行，若羊腸焉，故倉阪取名矣。”京劇《龍江頌》第七場：“我爹孃生下我，取名叫 盼水 。”
2.求取名聲。 唐 韓愈 《上考功崔虞部書》：“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宋史·道學傳一·周敦頤》：“ 黃庭堅 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