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禮儀如何影響現代文明？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家文化，它是影響中國最大的流派，直至今日也是我們學習禮儀文化的標準。不僅如此，這項文化體系已經遍佈了世界的各個角落，諸如孔子學府，孔子學院，孔子廟。那麼，儒家的禮儀又是如何影響現代文明呢？隨小編去看看吧！
實現仁愛是一個由近及遠的過程，首先是對父母的孝，其次是對兄弟的友愛，再次是對朋友言而有信，然後再將此心推及天下，達到博愛。
“學”就是繼承前人的文化；“習”就是在實踐中感受、理解、消化所學到的知識，並最終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成為引導自己行為的指南。
為官者不同於為政者，為官者重在事上，獲得上級的賞識即有晉升；為政者重在事下，即要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古時得道之人，困厄時也快樂，通達時也快樂。所快樂的不是窮達本身，而是悟到了“道”這種境界，窮達對他們來説，如同寒風暑雨的更替一樣自然。
一、禮是和諧的根本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和”是實施禮的結果，“和”如果不合禮的要求，那就不是真正的“和”。孔子強調“禮”的價值，目的在於維持和促進人倫關係的和諧，達到“和”的境界。
禮，並非封建統治者鞏固統治的工具。有了人類社會，就產生了怎樣規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問題，就有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要求，於是就出現了一些規約，這就是人類走向文明的體現。《禮記？曲禮上》説：“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是一種外在的強制性規約，但實際上是內在的人性自然流露的結果。禮是仁的表現形式，仁是抽象的，禮是具體的，要了解仁，須先了解禮。
原始儒學認為禮的根本是“和”，就是便人際關係達到理想狀態。儒家思想的一個原則就是“貴和”。個人、家庭、社會、天下，事事都要以和為準。
二、禮自正名始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正名是指的用詞不當，言語就不能順理成章，特指倫理和政治方面的問題。
劉邦以反秦之、仁義愛君為名，奪得天下，以陸賈十二篇文章為《新語》，”馬上得之，詩書治之“。
工商文明亦須”正名“。在”重農抑商“傳統的國度裏，官本位一統天下，全社會都鄙夷商人，商人不能應試登第。晉商和徽商以儒商自詡，為己正名。將聖人思想運用到商道，和氣生財，誠信為本，以義獲利，以商福民。
孔聖人辦私塾而不從政，並引《尚書》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他也是為己正名，善教比善政更重要，更有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中指出：”一個社會不能沒有商人，近代社會更是如此。商人、商品和商業資本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商人可以存在於任何社會微小的縫隙中，並逐漸開闢出一個活動的大天地。他們頑強的生命力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便會勃發出旺盛的生機，以致在一定歷史時期裏，商人可以產生壓倒一切的影響。“
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説：”產業界人士的使命是消除貧困，是將整個社會從貧困中拯救出來，並使之富裕。我們從事生產和銷售，目的不在於使工廠和商店獲利，而是要通過我們的勞動，使全社會走向富裕。社會富裕、繁榮的動力來自工廠和商店的努力。我們的企業繁榮興盛的全部意義也正在於此。松下電器公司的真正使命是通過不斷生產，為社會創造無盡的財富。“
正名，實際上就是孔子時中思想的體現。任何一種禮法制度，都是當時社會主流意識的一種反映，禮法應該以仁愛為精神，而仁愛的具體化也應該依禮法而展現。正名也就是正仁與禮統一之名，仁與禮是不能分開的，如同人的精神與軀體渾然一體一樣。一説到禮，就內含着仁的本質和精神，一説到仁愛，就又必然有一些具體的內容，仁與禮的高度統一是正名思想的本質要求。
三、禮是社會規範的總和孔子把禮看作是立國、立身的基礎，”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禮記哀公問》）”不知禮，無以立。（《論語堯曰》）“《論語》中，”禮“字出現了76次。禮包括禮制和禮儀，是諸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荀子繼承了孔子禮的思想，説”禮者，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也……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禮“實際就是建立在人性假設基礎上的富有仁愛精神的道德倫理以及法律規範的總和。孔子主張用內、外兩種方法治理百姓，”內“指用道德來引導，”外“指用禮法來規範。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思是説，靠政令來領導，用刑法來規範，百姓能免於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用禮俗來規範，百姓就會有羞恥心，並且真心歸服。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意即”審理訴訟案件，我同別人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務必使訴訟案件不再發生吧！“一個官吏能大公無私地審理案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過教化，使人民化於德，習於禮，無爭無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
子產死前告訴他的接班人太叔説：”為政要寬猛相濟。“有德者為政，要以德服人。孔子贊之：”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所以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並流淚説，子產”古之遺愛人“。
管仲佐齊桓公，不以兵車霸諸侯，一匡天下，擊退夷狄，使中國免遭異族統治。他管理內政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剝奪了鄭氏三百户采邑，使之吃粗糧過日子，而無怨言。
孔子重禮教、禮俗，與輕刑的思想，極大緩解了缺乏法治的社會裏的矛盾。禮教、禮俗是靠內在的啟發讓百姓自覺遵守契約的規定，達到規範風俗、教化百姓的目的。
韓非子提出了制定禮法的原則：”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如此，則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恩情才能建立起來。後人也説：”強人所難，法不立也“，”禁人所必犯，法不行也“。”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孔子亦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天下則和諧了。至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是更高的境界了。
孔子的輕刑與韓非子的重刑重法並不矛盾。都是指刑罰範圍不要太廣，打擊面要小，但打擊力度可以加重，以示刑罰之威嚴。這並非重法刑，即把一切活動都納入刑法禁止範圍。
四、禮依時而變子張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禮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而其中的基本要義是不變的。
自周至今，逾十九世矣，還遠不及百世，周禮中最基本的要義，至今是未變的。禮之本在執中，禮寧儉，喪甯戚。
五、禮之本——仁愛、執中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實踐禮儀，與其奢華，寧可儉樸；就喪禮來説，與其形式上週到，不如心情悲慼。實際上禮貴在得中，本末兼顧。《禮記》載：子游問孔子辦喪事有沒有固定的標準？孔子回答：”辦喪事，那要由家裏現有的東西是多是少而定。家境富裕的可以辦得豐盛些；家境不好的，可以辦得簡單些。但不論貧富，同樣都是盡其所有，盡其所能地去做，這樣就沒有人責備他不合標準的。“對家境富裕的人家，要求不能超過禮節，過分鋪張，以致破壞制度。這是一種善意的限制。
子夏問曰：”‘巧言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八佾》）《禮記檀弓上》載：齊國大夫成高子説：”活着應當有益於世，死後不得妨害於人。“找一塊不能耕種的土地，埋葬我的就行了。
愛人是仁的核心，禮是實現仁的載體。這禮包括了禮儀禮俗和禮法。仁愛是禮法的本質精神，仁、禮不能分開，這是中庸哲學的本質要求。
仁愛是一種精神，必須時刻圍繞當時社會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不違背社會主流意識的要求。
仁愛是一個過程，由近及遠，由小及大，由人及物，由人及鬼的過程，也是由小孝至大孝的過程。禮法隨之損益，方可名正言順。
六、禮儀與為禮以敬”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祚階。“（《論語鄉黨》）
古人常用的禮儀有冠、婚、喪、祭、朝、聘、射、鄉八種。冠為成人之禮，是所有禮之起點。婚禮是成家之禮，須謹敬慎重，親和團結，鄉射和鄉飲酒是農閒之社交活動，意在敦睦鄉鄰。
《論語》載飲食之禮，即九不食：食壹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
中華傳統文化中，禮儀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之禮儀之邦，就是世人對中國的首肯。今天的中國，經濟強大了，如果人們之間的相處以仁愛為心，以禮相待，實現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不無可能。我們當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