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尼姑庵為什麼總有高僧尼姑
尼姑庵的名聲似乎一直都不太好，古代總是能傳出尼姑和男子通姦的醜聞，甚至還有傳言説尼姑綁架男人做禁臠，真是太可怕了，簡直是擾亂佛門清淨，雖然不乏得道高僧，但是心裏花花世界的尼姑還是挺多的，佛教大全為大家介紹一下古代風氣非常不好的尼姑庵。
在佛教經典中，一般稱尼姑為“優婆夷”，民間則俗稱“師姑”。而在明代正統的法律條文或典章制度文書中，則稱之為“尼僧”或“尼姑”。
如明代的法律條例規定：“凡寺觀庵院，除見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剏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衞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為奴。
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嘉靖六年(1527)奏準，“尼僧道姑，發還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盡數入官。這是官方記載稱出家皈依佛教女子為“尼僧”或“尼姑”之例。
尼姑屬於一羣脱離塵俗、皈依佛門的出家人，理應不再留戀紅塵，並與世俗隔絕，在庵院中與青燈、佛卷、木魚為伴，過一種清修的生活。從明代的史料記載來看，在整個尼姑羣體中，確實不乏恪守佛門規矩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無疑對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衝擊，隨之而來的則是尼姑不再局蹐於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進入民間，與民間閨房女子或家庭婦女結緣，進而成為民間婦女與外界交通的媒介。
更有甚者，尼姑在與世俗民間交往的過程中，戀世情結日深，宗教情感日淡，進而出現了超脱佛門樊籬的“淫尼”。這不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動向，更是明代社會演進歷程中出現的新的歷史轉向。
一、尼姑出家：逃避還是宗教虔誠
在論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不妨將明代官方對尼姑出家年齡所作的規定稍作梳理。關於女子出家為尼的年齡，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規定，並與男子出家為僧的年齡限制大有差別。
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建文三年(1401)，更是將女子出家的年齡上升到59歲。與此相應，明朝廷對男子出家的年齡限制卻大有不同。如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換言之，男子出家必須是在20歲以下。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為僧。這種在年齡上的兩反規定，究其用意而言，顯然就是為了使尼姑、僧人能安於清修，並保持佛門庵院的宗教純潔性。
需要引起關注的是，自明代正統以後，出家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規定。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廟中，私自剃度為尼的婦女日漸增多。根據史料的記載，這些婦女“有因不睦六親，棄背父母夫男，公然削髮為尼”。可見，其中女尼的來源，既有已婚的婦女，亦有未婚的少女。究其出家的原因，顯然很多是因為家庭內的矛盾。每當遇到令節或每月的朔望，她們在寺院內傳經説法，“誘引男婦，動以千計，夜聚曉散”在説到尼姑的來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不妨對整個僧侶集團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討。清初人尤侗論僧尼出家的原因道：“今日僧尼，幾半天下。然度其初心，願不及此。其高者惑於福慧之説，下者謂飢寒驅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無知，父母強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無可如何者多矣。”
二、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於“初心”
從上面的闡述不難發現，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於“初心”，而是一種被迫或無奈之舉，顯然缺乏純真的宗教虔誠情感。如果轉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那麼明末清初人陸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稱一針見血。他説：“每見人家婦女，或喪夫，或無子，即有夫有子，而別有不得已，輒忿然出家，薙去其發。
這就是説，在出家為尼的羣體中，多為“喪夫”或“無子”的婦女。至於那些“有夫有子”的婦女出家，她們的出家當然有其“不得已”之處，只好“忿然出家”。一句“忿然出家”，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態。當然，節婦、貞女出家為尼更是當時的世風。
正如陸衡所言：“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禮也嘗有縉紳之家，許嫁而未婚者，偶值其變，父母翁姑好名，高談守節，強其女從之，非不傳譽一時，其如青春難度，白日無聊，每借焚修之計，以出家為上策。未幾而祝髮矣，未幾而尼姑為伴伍矣，未幾而參善知識矣，名剎聽講，禪房卧宿，肆焉無忌。”
女子喪夫，朝廷的禮教要求其守節，這就是所謂的“節婦”。許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節，這就是所謂的“貞女”。儘管這種守節的行為可以為家庭乃至自己帶來一時的虛名，但時日一久，青春難度，白日無聊，最好的結局就是遁入空門。
三、婦女為了守節而出家為尼
婦女為了守節而出家為尼，在當時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廣泛的印證，試舉三例如下：
其一，蘇州府吳江縣有一座守貞庵，在震澤鎮觀音橋內。明隆慶年間，巡宰楊忠之妻節婦毛氏建。據吳名函《隆慶庚午守貞庵建觀音閣碑記》雲：“忠，武林人。在任病亡。其妻毛氏哀毀過禮，結廬矢志，事死如生，依倚為尼，而居者焚修日盛。”
其二，蘇州府崑山縣靈峙庵，舊名水月庵，明萬曆末年念印禪師開山。念印禪師，是舉人傅衝之妹，歸有光之兒媳。傅氏年19而寡，於是剃髮徑山，募置馬園蔬圃為蘭若，初構三楹，繼建禪堂、韋馱殿、淨業樓、二桂堂。崇禎十五年(1642)示寂，塔葬於放生池北。念印禪師有弟子三人，均為士大夫家族女子。一位是顧文康公六世孫女，字仁風;一位是張泰符女，字無歇，一位是錢約齋女，字妙光。
其三，蘇州府崑山縣勝蓮庵，在許墓塘北。順治初年，無歇恆禪師所建。無歇禪師，張泰符的長女，嫁給諸生戴襄，進士徐揚貢元配之母。崇禎九年戴襄死，張氏成為守節的寡婦。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張氏棄俗出家，傳律華山，嗣法靈隱，以禪律教誡尼眾，其道行為諸方所推重。無歇禪師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禪師的弟子。勝蓮庵原本為無歇禪師外祖的舊圃，其弟生員張旅庵、舉人張冰庵倡購，遂成一方法席。
四、尼姑中存在抱有宗教虔誠而出家者
當然，在明代的尼姑中確實存在着一些抱有宗教虔誠而出家者，明代名僧蓮池大師的妻子湯氏即為一例。蓮池大師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的出家時間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
蓮池夙志方外，鑑於父母尚在，不敢離而出家。父母雙亡之後，就力酬所願，當時其妻子湯氏才19歲。再加之前面的兒子殤亡，為此“憶子輿之規，疑未決”。蓮池已而念風燈石火，時不我延，毅然薙染出家。他的妻子湯氏則回到孃家，與自己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齋戒禪誦。不久，其母亡故，湯氏孑然寡居。當時同族之人替她立後嗣，最後選中三侄文彬。不久，湯氏亦脱簪珥為尼僧。出家之前，對嗣子文彬説：“茲無所事，後不後我，固無害。彼生而養，死而服、而殯、而祭，世法也。吾學佛，存資缽衲，歿歸(門中者)維耳，夫何求哉!”
為此，將所有田產房屋散給羣侄，而將自己的住宅分給嗣子文彬。至於湯氏自己，則“從鄰僦舍，繩樞蓬門，夕燈晨香，闃如也”。湯氏出家為尼之後，法名袾錦，與蓮池一同師從關中南五台性天和尚。上面的這段史料記載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即湯氏出家，雖因其丈夫出家而成為事實上的寡婦，但從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覺悟，當然亦與蓮池大師的薰染不無關係。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條文中，對尼姑犯奸有懲治條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於本寺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發落”。
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來就是貴族家庭姬妾出家之處，這些大家族出來的削髮之尼，難免塵根不斷，甚至做出與人淫亂的醜事。如北京英國公宅東有一尼姑庵，就是他家退閒姬妾出家之處，門禁相當嚴慎，一般之人也不敢進入。但並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嚴厲的門禁，有些也並不禁止一般男子進入禮拜。這些男子進入尼寺之後，就不免為裏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甚至被人養在寺中，直至死亡。
這決不是虛言，完全可以拿發生在永樂與天順年間的兩件事情加以證實。
永樂年間，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時，在寺裏發現了纏棕帽，帽上還有水晶纓珠。工匠就將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發現而告到衙門。官員在審問此案時，問工匠珠子的來處，工匠就如實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為偷入尼寺，而為縱慾尼姑所留，最後死於色慾。
又天順年間，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參加會試的舉人，閒來出遊，七天沒有回家，無人知道他去了哪裏。其實，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羣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開門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攜帶酒餚回到寺中，與這位舉人飲酒取樂，所以根本無人知曉。一天，舉人起了懼怕之心，於是跳牆出來，已是“臞然一軀矣”，身子瘦得令人難以相認。
明代尼姑的世俗化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尼姑不再拘囿於庵院的清修，而是留戀塵世的繁華，不僅在穿戴上模仿世俗婦女，而且與民間婦女多所交往。
如當時南京一些“尼之富者”，不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而且“淫穢之聲，尤腥人耳目”。又如在趙州，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二十八日，各寺的尼姑就作會，“富愚赴會施供”。明人歸有光也有下面的揭示：“尼媪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遊。”
其二，尼姑在與世俗交往過程中，不再堅守佛門清規戒律，而是薰染了很多“淫污”習氣。
如明代史料揭示道：“又南京尼僧，視別省為尤盛，淫污之俗，視別省為尤劇。尼僧外假清修，內實淫恣，有暗宿奸僧，袈裟莫辨，誘招女婦入庵禮佛，恣肆姦淫者，有羣諸惡少，竊伏庵院，誘婦女禮佛，潛通姦宿者。”可見，這些尼姑不僅自己“暗宿奸僧”，而且引誘婦女進入庵院，“潛通姦宿”。
明人李開先所着《新編林沖寶劍記》一劇，對尼姑對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顯然可以與史料相互印證。劇中所塑造的尼姑，確實正如他自己所説：“臉是尼姑臉，心還女子心。空門誰得識，就裏有知音。”
作為一個出家人，原本已是五根清淨，但這些尼姑卻對民間流傳甚廣的山歌，諸如《鎖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類相當熟悉，而且經常掛在口頭哼哼。隨後，劇作為了對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寫了一首《清江引》，讓尼姑清唱，其中雲：“口兒裏唸佛，心兒裏想：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着他墮業根，與我消災障。西方路兒上都是謊!”
尼姑不但與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慣於説些風月話，諸如借佛之言云：“法輪常轉圖生育，佛會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尼姑與世俗的交往相當密切，時常拜認一些乾爹、乾孃、幹兄、乾弟，甚至結識一些“好風月的遊僧”。
針對女尼交通大家婦女的行為，自明初以來，朝廷乃至地方官員，無不採取一些措施，以抑制這種佛教門風的衰敗。
當時女僧引誘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萬曆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撫江南，正好蘇州發生了假尼行淫之事，於是就下令，“羅致諸尼，不笞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斤按照豬肉價格賣給鰥夫。
霍韜任南京禮部尚書之時，也對尼姑此風進行了清理，允許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後則將尼姑配作軍人為妻。其中50歲以上的尼姑，則別有處分。至於婦女，則嚴禁她們進入寺廟拜佛。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説法，或者用佛家的話頭，晚明是一個“末法”世界。生活在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遊族姓”，亦即與大族婦女交通，當然是一種大眾化的習俗。
明人周清原在其所着小説《西湖二集》中，不妨引述在下面，作為全文的結束語。按照他的説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難道尼庵都是不好的麼?當然，尼姑中盡有修行學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論。
隨後，周氏話鋒一轉，對尼姑敗壞婦女風氣的危害性直言相告。他認為，尼姑中畢竟不好的多於好的。況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誰肯説自己不好?她們往往是假至誠假老實，通過甜言蜜語，哄騙婦人。
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內房深處，毫無迴避，不唯“竅”己之“竅”，“妙”己之“妙”，還要“竅”人之“竅”，“妙”人之“妙”。那些婦人女子心粗，誤信了她至誠老實，終日到尼庵燒香唸佛，往往着了道兒。
還有的男貪女色，女愛男情，幽期密約，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漢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婦女好入尼庵，定有姦淫之事”。
周清原的這種擔心並不孤立，而是當時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為此，時人才將尼姑歸入“三姑六婆”中，成為文學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這或許是因為那些文人士大夫為了挽回世風，而不得不將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誇大，但確實部分道出了當時佛教界的實情。
這有史料可以證實。如弘治年間，延綏巡撫黃紱奉明孝宗之詔，毀掉庵寺，並將尼姑解送巡撫衙門，“給配鰥士”。此令下達之後，人人大悦，尼姑無不願配，甚至出現了“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遠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確實存在着留戀世俗的情結。儘管在明代的尼姑羣體中不乏具有戀世情節者，有些甚至僧尼相通，但從總體來説，佛門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規，過着安靜的清修生活。
如明末崇禎年間，兵科給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此疏被人誤讀，一時鬨然訛傳，認為朝廷不日將推行“僧尼匹配”政策，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偶僧為懼”。就尼姑“以偶僧為懼”的心態而言，尼姑的戀世情結顯然僅僅存在於部分的尼姑羣體之中，尚未構成尼姑的普遍現象。換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為儘管已經較為風行，但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既然已經出家，就不再留戀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論與和尚結為配偶!
總結：很多尼姑都是被迫去當尼姑的，根本不是因為信奉佛教，古時候對女子的壓迫非常嚴重，你管或許能讓人輕鬆的喘口氣吧，但這也不是淫亂的理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