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文化燦爛時期是什麼時候？
據現有資料記載，中國青銅文化大抵始於公元前21世紀，止於公元前5世紀，大體上相當於文獻記載中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時期，大約經歷了1600多年曆史。那麼，青銅文化的燦爛時代是在什麼時候呢？接下來，就隨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夏商周時期是我國的青銅時代，青銅文化燦爛時期應是商周時期。
青銅鑄造業的出現，在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青銅器可分成生產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三大類。生產工具有農業生產工具和手工業生產工具兩類。農業工具主要有耒（lei）、鏟、鋤、鐮、魚鈎等，主要用於起土、除草、收割、修渠等，種類相當齊全。手工業生產工具主要有斧、斤、錛（ben），鑿等，使用廣泛，幾乎應用於建築、車輛、船舶、牙雕、骨雕、木雕、髹漆，製革，紡織等各行各業。
青銅兵器常見的有戈、矛、戟、刀、弓、劍、鉞（yue）、鏃，甲胄等，至於青銅生活用具就更多了，到西周演變成體現當時社會等級的“禮器”。周公“擊禮作樂”以後，規定了一整套等級森嚴的禮儀制度，這種制度滲透到當時社會各個角落，人人都必須遵守，本來日用的青銅食器、水器、樂器等，此時又成了“禮器”，用於祭祀天地先祖。例如鼎、簋由本來的食器演變成了奴隸主權力的象徵。
青銅禮器有炊器、水器、酒器和樂器等，器型有鼎、簋、鬲、簠（fu）、盨（xu）、敦（dui）、豆、匕、爵、角、觚（gu）、觥（gong）、尊、卣、盉（he）、勺、罍（lei）、壺、盤、匜（yi）、鑑、缶、盂等。許多青銅器都模仿各種動物進行造型，栩栩如生，生動有趣。陝西曆史博物館珍藏的牛尊、它盤，周原博物館的折觥，寶雞青銅館的三足鳥、象尊，國家博物館的鶚（xiao）尊，以及流落在美國華盛頓斯密斯博物院弗利爾博物館的觥，日本東京白鶴美術館的鳥卣等等，都形象逼真。
青銅樂器有鐃（nao）、鍾、鎛（bo）、鐸、句耀（goudiao）、錞（chun）於、鈴、鼓等。天子可用鍾四組，諸侯三組，卿大夫兩組，士一組。鍾是由鉦（zheng）發展而來的，有編鐘、甬鍾、鈕鍾、特鍾之分，其大小依次遞減，具有不同的音律。青銅花紋多在器蓋、頸、腹、圈足等部位，一般可分幾何形、動物形和人事活動三大類。幾何紋主要有弦紋、乳釘紋、雲雷紋、重環紋、三角紋等。
隨着時代的推移，青銅花紋的藝術風格也有演變。商代早期的銅器除素面外，已鑄造饕餮紋、夔紋等。到商代中期（即從武丁到祖甲）饕餮紋、夔紋、鳥紋、龍紋、圓滑紋、聯珠紋、乳釘紋等，成了流行紋飾。同時新出現了用雲雷紋襯地的複雜花紋，其風格圓渾、凝重，富有神祕感。商代晚期的青銅紋飾更為繁褥細膩，饕餮紋變化多端，形狀各異，往往配以浮雕的龍、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動物形象，顯得格外精美，富有想像力。從每幅圖案花紋的總體看，似虎，似牛，又似兕（si）。從局部看，有的似龍，有的似鳥。這種整體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諧和地統一於整體之中，動中有靜，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另外，夔紋、蟬紋、蠶紋、渦紋、小鳥紋、瓦稜紋和乳釘紋等，一般都用雲雷紋襯地，層次多，線條細，典雅富麗。
西周青銅器花紋分為三期。早期（從武王到昭王）饕餮紋仍佔主要地位，但花紋種類增加廠。新出現了成條的長鳥紋和單個大鳥紋，在有的器物上全身施花紋，構圖複雜，紋理細膩。中期（從穆王到夷王）新出現了竊曲紋、瓦紋、重環紋、環帶紋和雙頭獸紋等，早期常見的蟬紋、蠶紋、象紋絕跡，饕餮紋成了附飾，鳥紋的身子與尾巴逐漸分離。晚期（從厲王到幽王），以環帶紋、重環紋和瓦紋為主，配以弦紋、蟠龍紋、雙頭獸紋和竊曲紋等，花紋風格流暢、渾樸。到春秋戰國，青銅器花紋的藝術風格又有所變化。
春秋早期花紋粗疏簡陋，戰國則精巧細膩、繁褥纖細。以往的宗教神祕色彩淡薄了，而具有動態的和靈巧的動物形象增多了，並新出現了宴樂、射箭、狩獵、戰鬥等圖案嗎，畫面豐滿，人物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裝飾在青銅器上各種各樣的紋飾，對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都有極高的價值。如周原博物館珍藏的刖刑奴隸守門鼎。口下飾竊曲紋，四稜各鑄一條顧首卷尾的爬龍，方座後面和兩側均有方格窗，座前有雙扇門，可以啟閉。門栓為一砍腿的刖刑奴隸。四座足外伸呈曲尺狀，上鑄鈎喙怪獸。它是西周房屋建築科技和當時刑法的再現，非常有價值。
青銅器具上鑄刻的文字，稱銘文或金文。這種文字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史料價值、文字學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上。金文是研究商周歷史文化的第—手資料，皆是真實事件的實錄。郭沫若説：“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絕好資料，特別是那銘文所記錄的是當時社會的史實。這兒沒有經過後人的篡改，也還沒有什麼牽強附會的疏注的麻煩。我們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個社會的真實相，而且還可藉以判明以前的舊史料一多半都是虛偽。我們讓這些青銅器説出它們所創生的時代。”
西周時的金文急劇增多，內容更為豐富。武王滅商時的利簋，32字，記載武王伐商的年代；西周初期的大豐簋鑄銘76字；成王時期的何尊銘文達122字，記載了成王營建東者口洛邑的事。恭王時期的曶（hu）鼎有銘410字，記載了五個奴隸相當於—匹馬加一束絲，或等於百鋝的價格；同時期的牆盤銘文284字，前段記載了文、武、成、康、昭、穆、恭等7位周天子的功績，後段記載了徵氏家族七代世系經歷。同時期的衞盉、朕匜等岐山董家出土的37件重器，其中30件有銘文。衞盉銘文132字，記載了交換土地、刑罰和訴訟。朕匜腹底和蓋裏有銘文157字，記載曶的下屬牧牛違背誓言，被鞭打1000下。經過寬赦，改為500下，罰銅300鍰（合漢代125斤）。這是我國最早的法律文書。字體優美，亦是書法傑作。宣王時期的多友鼎287字，記載了“宣王中興”時期征伐嚴狁的詳細情況。同時期的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所記材料勝似一篇《尚書》。又如在陝西寶雞眉縣楊家村出土的27件青銅器，每件都有長篇銘文，總字數3000多字，是歷年來出土西周窖藏青銅器銘文最多的一次。其中來盤銘文有372字，僅次於毛公鼎。宣王四十二年來鼎銘文280字，四十三年來鼎銘文310字，這些長篇銘文記載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孝王、厲王等12王的事蹟，而盤銘中把孝王寫作考王，厲王稱為刺王，這當是在西周時期的真實稱謂。同時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來鼎銘文，證實《史記·周本紀》宣王在位年數四十六年是正確的。
銘文的書體，在商代與殷墟甲骨文相似。西周，扣晚期，特別是孝王、夷王以後的銘文，字體變得長方，筆道均勻，結構和諧、精到，章法佈局嚴謹規整。到春秋戰國時期，則向多樣化發展，並將銘文安排在器物的顯着部位。文體多用韻文，慣用瘦長體，筆道纖細。在吳越還出現了鳥蟲書，書寫自由，可以隨意增筆減畫。秦國文字沿襲了西周的金文書體，經過改造，逐步發展為小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