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歷史上發生了哪些大事件？

土族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算是人口較少的一個，而為數不多的土族人基本上聚居在中國的青海省，土族人常常以土人自稱，認為自己的當地的土着。那麼，你知道在土族的歷史上發生了哪些大事呢？隨小編一起去看看吧。

在有關土族族源問題上，學術界主要有吐谷渾説、陰山白韃靼説、蒙古人與霍爾人融合説、沙陀突厥説、多源混合説等等，至今尚無定論。

持“吐谷渾説”者認為，土族主要是鮮卑支系吐谷渾人的後裔。而吐谷渾，是遼東鮮卑慕容氏首領涉歸之子。涉歸分給他“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晉書·吐谷渾傳》）。約公元283年（晉太康四年），涉歸卒，吐谷渾庶弟嗣位。不久因吐谷渾與其庶弟“二部馬鬥”，發生矛盾，吐谷渾遂率部西遷，“西附陰山”（今內蒙古河套北之陰山）。吐谷渾於陰山一帶遊牧了二十餘年後，乘“永嘉之亂”（312－313年），又率部“度隴而西”（同上），到達今甘肅臨夏西北一帶。至317年（東晉建武元年），吐谷渾已控制了東起洮水，西至白蘭（今青海都蘭縣巴隆一帶），南抵昂城（今四川阿壩）、龍涸（今四川松潘），北達青海湖一帶的廣大地區，建國於羌族故地。至吐谷渾之孫葉延時，遂以吐谷渾為姓氏、國號和部落名稱。吐谷渾國極盛時的疆域，東起今甘肅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及新疆的若羌、且末，北隔祁連山與河西走廊相接。吐谷渾國後期的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15千米的伏俟城。唐龍朔三年（663年），維持300餘年的吐谷渾國為吐蕃政權所滅。於是，除一部分吐谷渾人內徙外，大部分降於吐蕃，留居原地。在吐蕃統治下的吐谷渾人，後來又逐漸降唐，被唐安置在甘、瓜、肅、涼等州。唐朝還在祁連山南，今大通河一帶設州，隸屬涼州都督府，專門安置降附的吐谷渾人。這一帶，正是今天土族聚居的地區。至北宋初，一部分吐谷渾人仍聚居於祁連山南，今大通河一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三載：宋真宗鹹平元年（998年）“十一月丙……游龍缽自言：‘河西軍東至故原州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果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11世紀後，吐蕃唃廝囉政權在河湟地區興起，活動於這一地區的吐谷渾人當在唃廝囉政權統治之下。此後，“吐谷渾”一詞不再見於文獻記載。但是到了元代，在吐谷渾人的故地，史書上卻出現了“西寧州土人”、“土人”的記載。這些“土人”居住的地方即是今天土族居住的地方，而在歷史上該地區則是吐谷渾人長期居住的地方。據此，許多歷史研究者認為，今天的土族，就是以留居原地的吐谷渾人為主體，吸收融合蒙古、藏、羌、漢、維吾爾等民族成分而逐漸形成的一個新的人們共同體。

土族這個新的人們共同體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據史載，1227年，成吉思汗將領格日樂圖在滅西夏時，率三千蒙古軍駐於互助威遠鎮，因為這裏是祁連山麓的軍事重地，所以後來格日樂圖部屬（包括家眷）世居於此。到13世紀中後期，吐谷渾人後裔們的蒙古化傾向更加明顯，其民族特徵也基本構成。據明清史志記載，明代土族已經成為一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區。元、明之際的土族經濟，也已由畜牧業為主開始轉向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和手工業狀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活，大雜居、小聚居的分佈特點和坎坷的生活經歷，造就和孕育了土族共同的心理素質。土族人民在與其他兄弟民族錯居雜處的環境中，“依山傍險，屯聚相保，自守甚嚴”（［清］樑份《秦邊紀略》卷一），其民族凝聚力日漸增強。

元朝時，土族地區歸元廷封授的土官管轄。明朝統治者繼承元朝“封土司民”的政策，對他們“待之以禮、授之以官”，命其“各統其部落，以聽徵調、守衞、朝貢、保塞之令”（《明史·職官志》）。

清滅明後，土族地區的各土司先後率部歸附於清朝，清承明制，發給其號紙印敕，準其照舊承襲，是為土司。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又授予東李土司李化龍之弟李化鰲世襲百户之職，是為小李土司。據清代部分史志記載，清代甘、青土族地區的土司共有十八家之多，其中青海土族地區十六家，即：東祁土司、西祁土司、東李土司、西李土司、吉土司、納土司、陳土司、趙土司、辛土司、阿土司、冶土司、甘土司、朱土司、喇土司、汪土司、小李土司（李南哥後代）。甘肅卓尼勺哇土族原共有三大部落，藏文史籍中稱為勺哇三族。明、清至解放前夕，勺哇土族屬楊土司管轄，為上治三旗的勺哇旗，由力吾、拉代、的力、匯十那、薩迪、拉叭等七族組成。

清代自雍正、乾隆以後，土司權威有所削弱。到了清末，土司已處在名存實亡的境地。明、清時期，藏傳佛教格魯派傳入土族地區後，青海互助土族地區出現了一種與封建土司制度並存的土官制度，這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在青海互助土族地區的延續和發展。

明、清時期，土族的經濟、生產有了較快的發展。土族已從一個主要從事畜牧經濟的民族，發展成了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兼營畜牧業、手工業的民族。由於河湟一帶原有的農業基礎較好，加之中原先進耕作技術的不斷傳入，促進了該地區土族農業經濟及與之相伴隨的手工業（如釀酒、紡織等）的發展。明、清時期是土族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為以後土族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辛亥革命以後，隨着甘、青地區馬家軍閥勢力的不斷擴大和發展，除一少部分土族仍歸封建土司統治外，大部分土族則由馬家軍閥所控制。

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1930年，青海土族聚居的民和、互助、門源等地相繼設縣，該地區的土族始歸由縣府管理。1931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廢除土司制度（互助土族地區政教合一的土官制度已於1930年廢除）。這樣，延續300餘年的土官制度被徹底廢除。

1938年，土族各村編組實行保甲制度。當時充任保長，仍以舊時的土司、土官或具有權勢的上層分子佔絕大多數。這一時期，由於馬家軍閥實行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迫使土族人民或隱瞞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流落他鄉，土族人口因此鋭減。此外，自明、清以來，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土族地區的廣泛傳播和發展，土族羣眾篤信佛教，多送子弟入寺為僧，這也影響了土族人口的正常增長。據有關調查顯示，1930年以前，青海土族地區各土司所轄人口僅38，000餘人。1933年，青海土族僅有30，000餘人，其中互助縣約1，000餘户、近7，000人，民和縣約2，000餘户、10，000餘人，樂都縣312户、6，300人，大通縣約5，000餘人，共和縣24户、89人（丘向魯《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佈之現狀》，載《新亞細亞》1933年5卷3期）。到1949年，互助、民和、天祝、大通等地的土族共有4萬人左右。

為擺脱馬家軍閥統治，土族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1945年，一些土族士兵參加了反抗馬步芳統治的樂家灣兵變。

1949年9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西寧市，統治青海各族人民近40年的馬家軍閥政權徹底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