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草原古文化祭祀活動有哪些？

草原文化也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祖先們經歷了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衝擊、碰撞、交往、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豐富了中華文明。草原文化不比自給自足的農耕文化，兩者之間有哪些區別呢？不妨隨小編一起去看看吧。

紅山文化進入“古國”階段比中原早千年
　　“在內蒙古發現的紅山文化與中原以及中國其他區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處於領先地位，僅在原始文字的創制方面就比其他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號早許多。”內蒙古師範大學社會民俗學專家齊巴特教授向記者介紹。

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在北方草原上極為豐富，對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研究證明，這裏的遠古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走在中華文明進程的前列。在距今約8000年的赤峯市興隆窪聚落遺址中，發現有大型石鋤、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遺址，它説明這裏的先民當時已經開始種植農作物，“這實際上比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早了近千年，這裏出土的石人是我國最古老的，被考古界稱為‘中華老祖母’。”赤峯市還發現了迄今為止我國境內最早的城址——距今5000年的石圍牆聚落，另外在涼城發現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羣距今4800年。

此外，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赤峯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經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畫在陶罐上，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陶罐上還用象形文字對遠古時代的一次流星或隕石雨作了記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發現的祭壇、女神廟、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築、特點鮮明的積石冢羣以及成組的玉製禮器反映了早期人類祖先崇拜、等級社會的狀況。它表明在5000年前，紅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會進入“古國”階段，“這比中原及其他地區早1000年。”齊教授説。

“大窯文化”與“北京人”同期
　　“事實上，草原人類古文化可以上溯到舊石器時代。我們的‘大窯文化’就和‘北京人’幾乎是同時代。”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蕭瑞玲教授介紹説。

呼和浩特市東郊保合少鄉大窯村曾出土了一個大型舊石器製造場，考古學家不但在這裏發現了大量人類有意識製造的石核、石片、石球、石錘、石刀等石器，還有用火的痕跡以及一些哺乳動物的化石，這一重大發現説明，在距今約70萬年以前，大窯村附近就已經有人類活動了。內蒙古地區的人類歷史由此向前推進了幾十萬年，提前到與中國猿人“北京人”大約同時期。

“儘管我們在大窯還沒有發現像‘北京人’那樣的人類頭蓋骨化石，但‘大窯文化’遺址卻是國內外迄今為止人所共知的，惟一經過正式發掘的早、中、晚三期的舊石器製造場，這足以證明黃河流域並不是惟一的中國古人類發源地。”蕭教授説。

此外，在鄂爾多斯市的薩拉烏蘇文化遺址發現的人類化石，也屬於距今約5萬年的晚期智人階段，在呼倫貝爾市扎賚諾爾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舊石器晚期時代，與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山頂洞人”一樣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種，這些也説明了北方草原地區的確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北方草原才是“龍”和“鳳”的故鄉
　　“準確的説，北方草原是早期‘龍文化’和‘鳳文化’的故鄉”，齊教授説。沿着北方草原新石器時代先人的足跡我們就能發現，中華民族的許多文化傳承的源頭都可以追溯於此。在赤峯查海文化遺址中發現的擺塑龍距今已有8000年的歷史，而河南濮陽及湖北黃龍考古中發現的擺塑龍距今6000多年。着名的“中華第一龍”就是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精美玉龍，距今已有6000－5000年，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雕刻的玉龍。2004年，赤峯市翁牛特旗趙寶溝文化遺址中又出土了一件鳳鳥型紅陶杯，被學者稱為“中華第一鳳”，也有6800年曆史了。在小河沿原始文化中，還發現了對“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原始記錄，這就為人們解釋了紅山文化中的玄鳥族與後來商文化之間的神祕聯繫。

20世紀80年代後，紅山文化遺址中，大量出土的玉龍證明：北方草原才是龍崇拜觀念的發祥地，是龍的故鄉。

草原文化為中華民族文化注入活力
　　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的結晶。在中華民族文化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草原文化也在影響着中原文化。

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城東北35公里處的古城村古城歷史上曾叫雲中郡。“這裏就是歷史上十分有名的‘胡服騎射’的地方。另外，雲中還是內蒙古地區第一個封建城市。”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曹永年教授説。

戰國時期，各路諸侯之間頻發戰亂。公元前353年，魏國出兵攻佔了趙國的都城邯鄲。趙國一方面要保住自己不被吞併，另一方面也想富國強兵。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決定改變中原漢人寬袍大袖的服飾習慣，學習北方遊牧民族的短服騎射，採取“胡服騎射”的方式，在裝備和戰術上進行改進，為了身先士卒，趙武靈王帶頭穿上了“胡服”。

據曹教授介紹，改穿“胡服”是我國服飾制度上的重大變革。當時中原地區的觀念認為，短衣短襖是內衣，只有幹粗活的人和不通禮儀的野蠻人才會穿着內衣在外面走動，而有身份的人不應該這樣穿。所以，趙武靈王這樣的主張所遭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戰國時期，中原打仗都用笨重的木輪戰車加步戰。經過説服動員，趙武靈王組成了一支以騎兵為主的龐大軍隊，衝鋒突擊，再結合使用傳統戰車和步戰，一時間所向披靡?很快就把疆土沿大青山、烏拉山南麓向西推進到河套邊沿，並在這裏建立了雲中、雁門和代郡。“其實這就是主動接受了草原文化。”

除此之外，西漢的“和親”“互市”，魏晉南北朝各民族文化和風氣上的互相模仿，形成了“長城以北，盡是夷狄”的現象。唐代的“胡風勁吹”使“胡音胡騎與胡粧”在中原大地上盛行。從契丹女真又先後入主中原起，北方的草原文化對中原的影響更甚。

第二部分：草原文化的祭祀活動——敖包祭祀
　　祭敖包是上千年以來流行於內蒙古地區蒙古民族的大型民俗活動之一，每年都要舉行幾次不壓於“那達慕”活動大型祭祀活動。

敖包蒙古語“堆子”之意，原是以石塊堆成的道路和境界的標記。因為草原廣闊無垠，故在遊牧交界之所或在辨別方向上壘石為記，謂之曰敖包。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就逐步演變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的地方。敖包有盟、旗、蘇木敖包，也有姓氏敖包和一家所祭的敖包。每個敖包都有固定的祭祀日期。

敖包有用石頭壘起的，也有用柳條圍建的。草原上的敖包形式大體一樣即在草原的高山上堆積石頭為台，台基上面分大、中小三層，重疊作圓錐體。其數目各地不等，有的單獨一個敖包，有的是敖包羣，即7敖包並列，中間大的為主體，兩旁各陪襯3個小的；也有的1個大敖包居中，東、南、西、北各陪襯3個小敖包，成為13個敖包羣。中間的主體敖包為3層塔型階台，上豎旗杆懸掛經旗（白綢子，書有梵文）各個小敖包只壘一層平台成為饅頭型，上插樹枝節。在舉行敖包祭奠時，在樹枝上掛五顏六色的布條、綢布條或紙旗，還在敖包與敖包之間用繩子懸掛很多五色紙旗或綢布旗。

由於蒙古族牧民各地區的風俗習慣不同，祭敖包的形式各異。一般都是在夏曆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有的地方在七、八月份。祭祀時，非常隆重、熱烈，幾十裏、上百里遠的牧民們都要坐着勒勒車、騎馬或乘汽車、拖拉機帶着祭品趕來。在有條件的地方，還要請上喇嘛穿起法衣戴上法帽，擺成陣勢，焚香點火、誦經。祭禮儀式上，主祭喇嘛坐在敖包前擺滿供品的長方形桌子後，手數法珠，唸唸有詞；兩側有兩個中年喇嘛坐在敖包前手持大型法號，其他喇嘛畢恭畢敬，跪在他的前邊，牧民羣眾圍跪在三邊，面向主祭喇嘛。當主祭喇嘛發出祭祀開始的經令，法號奏出深沉粗獷的音調，眾喇嘛和牧民雙手作揖。最後，參加祭祀的都要圍繞敖包從左向右繞三圈，祈求降福，保佑人畜兩旺，並將帶來的祭品牛奶、灑、奶油、點心、糖塊撒向敖包……

祭奠儀式結束後，舉行傳統的賽馬、射箭、摔跤、唱歌、跳舞等文體活動。有的青年男女則偷偷從人羣中溜出，登山遊玩，傾訴衷腸，談情説愛，相約再見的時日。這就是所謂的＂敖包相會＂了。

現在，一些較大型的敖包祭奠除傳統的儀式和活動項目外，又增加了商品交易內容，祭奠時就形成了一個＂草原集市＂，有商品交易區、飯店、停車場、蒙古包及賬篷排列有序，秩序井然。

小結：“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樣的草原生活相信有很多人都曾嚮往過，尤其是生活在山區的人們。你呢，想在草原生活嗎？先來了解一下草原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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