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什麼不稱帝，曾國藩為什麼不造反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他是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那麼，曾國藩為什麼不稱帝呢？手握大權的他為何不造反呢？下面，小編將帶大家去看看這一歷史懸案的箇中緣由。

　　先後恭請曾國藩乾脆反了清廷、自立為帝、另建新朝的勸進者，有王闓運、李元度、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曾國荃、鮑超、李臣典、蕭孚泗、楊嶽斌、李秀成等多人。

在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光榮與陷阱：縱橫太平天國》一書裏説：“太平天國起事後，以疾風暴雨之勢打得清王朝搖搖欲墜，腐朽的八旗、綠營在戰鬥中往往一觸即潰，不經一戰。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曾國藩編練的地主武裝——湘軍才應運而生，並發展壯大，成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軍隊，曾國藩也就成為當時的中國最有實力的人物，於是各種各樣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國藩的身上，不少人視其為即將誕生的新主。按説，以曾國藩當時的權力、地位及其號召力，完全有條件‘黃袍加身’的，慫恿他當皇帝的部將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國藩卻都沒有答應，而是死心塌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國藩（1811—1872，湖南雙峯人）的勸進者行列當中，第一位且又始終如一的當屬王闓運（1833—1916，湖南湘潭人）。王雖是經學大師，但更注重經世致用；尤其是實現其所謂“帝王之學”，用縱橫之術來輔佐識時務之人成就帝王之業。太平軍入湘後，曾奉清廷之命幫辦湖南團練，組織湘軍與起義軍為敵。王曾多次上書言事，得到曾重視；後因身系獨子，未能從軍，但從此與湘軍將帥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太平天國存在期間，他曾3次至曾駐地探視，並參與謀劃。據王晚年弟子楊度後來追述，當時王氏“擊劍學縱橫，遊説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為連衡，曾、胡卻顧鹹相謝”，而王只好“笑起披衣下”。説的是王曾遊説曾國藩、胡林翼與太平軍“連衡”反清，割據一方。其進言當在咸豐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氏軍營探望之時。但曾只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羈的文士，雖詩歌唱酬，優禮甚至，而於其意見卻很少採納。所以王對曾，也始終只以後輩和朋友自居，未嘗甘為僚屬。

第一輪勸進高潮是在1860年安慶戰役之後。曾國藩剛進駐安慶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來的緊急公文，説咸豐已於7月17日在熱河行宮駕崩，6歲獨子載淳即位，以肅順等8人為贊襄政務大臣。這一消息給曾及其湘軍上層人物以極大震動。在這軍事上的重要時期，朝廷卻發生這麼大變故，以後形勢將如何發展、湘軍集團應如何應對，無疑是事關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曾分析了顧命大臣的份量與前景，他看到其中核心人物無疑是肅順。肅是滿人中極為精明幹練的人才，一向主張重用漢人，自己被授為兩江總督就因為他的舉薦。表面上看，肅掌權對漢官有利。但是，曾根據歷史經驗又認為，皇帝幼齡，總要設顧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會以顧命大臣為親政障礙，必然發生權力爭鬥，因為顧命大臣無不自恃功高而攬權；尤其肅順鋒芒畢露，剛愎自用，下場一定不會好。想到此，曾不由得隱憂重重。

因安慶被克，曾國藩進駐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軍大將及與湘軍有關係的政客、官僚不斷往來安慶，議論激變的形勢。不少人都有意在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際，請曾取而代之。他們欲盛筵相賀克復安慶，曾卻以皇帝剛殯天而未許，只准各賀一聯。其幕僚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人）第一個撰成，其聯為“王侯無種，帝王有真”。曾見後立即將其撕毀，並斥責了李。在《曾國藩日記》中，也有多處戒勉李審慎的記載，雖不明記，但大體便是此事。李被斥，其他將領所擬也沒有一聯符合曾意；其後“曾門四子”之一張裕釗來到安慶，以一聯呈曾，其聯是“天子預開麟閣待；相公新破蔡州還”。曾一見此聯，擊節讚賞，即命傳示諸將佐。但有人認為“麟”字對“蔡”字不工整，曾勃然大怒説：“你們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樹（湖南人俗稱荊棘），以取功名、圖富貴，而不讀書求實用。麟對蔡，以靈對靈，還要如何工整？”蔡者為大龜，與麟同屬四靈，對仗當然工整。當年孫權寫信勸曹操取代漢帝，曹一眼便看出其叵測居心，説：“這傢伙是想把我置於火爐之上烤。”曾説湘軍諸將只知拉他上草案樹，話中含意正與曹語相似，可知湘軍諸將確有意勸進。

不久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陽人）來到安慶。胡是湘軍中第二號人物，也是曾國藩知心好友，他們談起話來就更推心置腹，毫無顧忌。胡對時局和八位顧命大臣的認識與曾是一致的，但胡消息靈通，對宮中祕密比曾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訴曾八大臣與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間的尖鋭矛盾，指出可能會發生那拉氏聯合恭親王對抗顧命大臣的大沖突。如果宮裏鬧起來，鹿死誰手難以預料，反正亂子是一定要出的。曾聽得心驚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何如。胡瞟了曾一眼，慢慢從懷中抽出一個信套，一面遞給曾，一面説：“來安慶前，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陰人）來了一封信，説他遊神鼎山新得一聯，讓我交你指正。”曾接過信套，從中抽出一紙，上面果然是左的親筆，只見寫着：“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讀此聯，不覺脱口稱讚：“好一副對仗工整的佳聯，聯語字頭，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極。”但當曾抬起頭來，看到胡那意味深長的微笑時，心中猛然一動，頓時悟出聯中的暗藏機鋒，不由得默然良久。胡見他不説話，也不便再問，遂又掏出一個信封遞上去，説：“我也有一副拙聯，不妨一起請教。”曾打開，只見此聯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曾略一品味，亦忍不住大聲讚賞，連稱“極妙”。胡驚問：“妙在哪裏？”曾回答：“九弟（曾國荃）攻破安慶城，殺了一些長毛，心裏老是後悔；你這一聯有如良藥，定可除九弟心病。”胡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搖了搖頭欲言又止。兩天後胡要回武昌，曾與他送別，拿出左的聯語説：“季高的聯語，我給他改了一字。”胡打開一看，聯語中的“似”字已改成“未”字，變成“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未可問焉。”胡看了放聲大笑道：“滌生，你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整個意思弄顛倒了。”曾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陰陽有序，本來就不是可以亂來的；季高要將地比天，這就顛倒了，所以應顛倒過來。”胡知道，這話也是説給自己聽的。他送的那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同樣也是要讓曾在這變亂之年，以非常手段奪取地位，弭亂安民。但曾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這非常之事，看來他的話等於白説。胡於是提筆在曾修改的簽字旁大批8個字：“一似一未，我何詞費。”遂與曾相視一笑，拱手而別。

其實在湘軍諸將及胡、左、李之前，曾國藩的門生與摯友、水師大將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陽人）已經勸進過一次了。彭與曾的關係非比一般，曾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用情專注、持身謹嚴的品格，尤令曾欣賞。然而，就是這位他最欣賞的人，正是湘軍集團中最早勸其自立的。安慶克復後，彭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撫，他派人往迎曾東下，在曾所乘的座船猶未登岸之時，彭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將一封口嚴密的信送上船來。曾拿着信來到後艙，但展開信後，只見信上並無上下稱謂，只有彭親筆所寫的12個字：“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這時後艙裏只有曾的親信倪人皚，他也看到了這“大逆不道”的12個字，同時見曾面色立變，並急不擇言地説：“不成話！不成話！雪琴他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接着曾便將信紙搓成一團嚥到肚裏。

此時，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闓運也來到安慶，第二次向曾國藩行其“縱橫術”。王5年前勸曾自立不成，遂去北京應試，雖未能金榜題名，卻得到權臣肅順的賞識，在其家教讀，用為心腹，甚受尊重。前時營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和肅的關係。王時常代肅擬寫奏摺，以致連咸豐帝也知道肅府中有位才華橫溢的“王舉人”。王自視甚高，不願做官，但自為肅看重後，結交內外官員、士人，此時已是名滿天下。一見曾，王便出語驚人：“國家大亂在即，我為大人謀一良策。”曾雖喜王的文章，但對他這種危言聳聽的態度很是反感。王見曾不置可否，接下去説：“皇太后要行垂簾聽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回答，繼續説：“縱觀史冊，女子臨朝，國必大亂。”王的幾句話便打動了曾，此人是肅順之“西席”，絕非道聽途説。於是，曾認真聽他講了慈禧太后與恭親王聯合，要推倒顧命八大臣，實行垂簾聽政的宮廷內幕。王站在肅的一邊，認為肅力矯弊政，重用漢人，是個難得的英才；但慈禧母以子貴，內結權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難成為她的對手。最後王為曾指出兩條路：一是擁湘軍之重兵，入覲北京，申明垂簾違背祖制，而行顧命之制；或者乾脆在東南舉起義旗，為萬民作主。以湘軍之眾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響應……王眉飛色舞，喋喋而談；曾卻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桌子上點點劃劃。不多時曾起立更衣，王便站起竊視桌上，只見上面竟是一連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搖頭苦笑，遂不辭而去。

曾國藩終生服膺理學，一向以忠君愛國的衞道士自居。勸他做那犯上作亂、青史不容的“逆臣”，無疑違背了他一生賴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則，他是無論如何難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隨着湘軍勝利在即，曾越是日夜不安、憂心忡忡。他熟讀史書，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車之鑑。他也明白清廷始終對自己心存疑忌。金陵（南京）克復之後，自己與朝廷的關係將如何處置，這是一個讓曾寢食不安的問題。遠在曾國藩與曾貞幹率部東下之時，他就反覆告誡他們，實則也是自我告誡，一定要在鼎盛之時，杜絕驕橫自滿情緒，隨時準備急流勇退。他在給曾國荃的家書中，引證歷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滿而遭不測的例子，教育諸弟要謹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貪財不貪功，每日勞心自省，及時回頭看看，及時後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給李鴻章、郭嵩燾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年7月21日）深夜，曾國藩終於接到曾國荃攻克天京的捷報。據説，那種既怕又喜的心理壓力，使他的手顫抖得打不開信來；而看信之後，那種且驚且懼的心情，又使他暈了過去。然而，那些驕悍的湘軍將領們卻沒有主帥這般思慮深遠，他們正沉浸在勝利的巨大喜悦中，等待着朝廷的厚封重賞。果然不出曾所料，當清廷的頒賞諭旨傳達到硝煙尚在瀰漫的南京城時，湘軍將領們全都傻了眼，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大家都知道，咸豐臨死前曾留下遺言説，克復南京者為王。但此時朝廷卻只給曾封了個一等侯；給苦戰兩年、攻克天京的曾國荃封了個一等伯；李臣典、蕭孚泗分別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劉連捷、張詩曰、彭毓橘等加封騎都尉或輕車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賞卻分兩道上諭，在另一道上諭裏，對僧格林沁、官文、李鴻章、楊嶽斌、彭玉麟、駱秉章、鮑超、都興阿、左宗棠、沈葆楨、富明阿等分別給以表彰和封賞，賞賜並不比曾國荃等低，如李鴻章就被加封伯爵。

曾國荃對自己的封賞很不滿意，牢騷話剛一出口，又一道上諭發到，直接點了他的名，指責他指揮失當，致使太平天國幼主等1000多人從城中逃出，並指責曾國藩奏報幼天王積薪自焚情況失實，責令他懲罰防守缺口不力人員；還説洪秀全佔據南京十餘年，外間傳聞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勒令曾查清報部，以備撥用。上諭中隱含殺機之處是：“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勛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兩道上諭在湘軍將領中激起了軒然大波。這些年來，湘軍將士挽狂瀾於既倒，遭受了説不盡的苦，同“長毛”拼過無數次血仗，死了萬千兄弟，最後不僅封賜不厚，反而弄出了一身不是。朝廷勒令他們查清南京城裏的金銀，逼着他們報部撥用。南京城確有不少金銀，但城破以後，早被湘軍數萬官兵搶走，分散到各自的腰包，多數已運回老家；而且他們這些將領正是最大的暴發户，能讓他們把吞下的財物再吐出來嗎？一時間，湘軍將帥羣情洶洶，思謀對策。

當曾國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國覆亡後，進入殘破不堪的城裏，全城餘燼尚未熄滅，頹垣敗瓦，滿目悽愴，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約11點鐘左右，曾正要進入卧室休息，忽然湘軍的高級將領約有30餘人齊集大廳請見大帥。中軍向曾報告。曾即問：“九帥有沒有來？”九帥是曾之老九胞弟曾國荃（1824—1890，湖南湘鄉人）。中軍回答説未見九帥。曾即傳令召曾國荃至，然後才整裝步入大廳。眾將肅立，曾神情肅穆，令大家就坐，也不問眾將來意。眾將見主帥表情如此，也不敢出聲。如此相對片刻，曾乃命巡弁取紙筆，巡弁進以簿書紙，曾命換大紅箋，後就案揮筆，寫了一副對聯，寫完後把筆一擲，一語不發，從容退入後室。眾將不知所措，屏息良久，國荃乃趨至書案前，見曾寫了14個大字：“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國荃讀聯語時，起初好像很激動，接着有點凜然，最後則是惶然。而圍在他身後觀讀聯語的眾將，有點頭的，有搖頭的，有歎氣的，有熱淚盈眶的，也表情各異。最後國荃用黯然的聲調宣佈説：“大家不要再講什麼了，這件事今後千萬不可再提，有任何枝節，我曾九一人擔當好了。”

這段筆記顯示，南京城破後的湘軍，確曾有過擁立曾國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專制王朝，這種非常之舉是成則為王、敗則誅滅九族的，所以在筆記上看不見“擁立”字樣，而將領們也不敢説出口。曾國藩明知眾將的來意，也不説破，只用14字聯語作答，彼此之間都不點破。

此時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1823—1864，廣西藤縣人）也曾勸説過曾國藩自立。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他在湘軍的囚籠中寫了數萬言的自供狀，提出“收齊章程”，向曾乞降，並勸曾自立，還説自己願為先鋒進攻北京。嚇得曾修改了《李秀成自述》的後半部分，並不顧清廷將李押赴京城的命令，匆忙處死了他。

曾國藩之所以拒當皇帝，除去其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外，對現實的深刻認識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曾以他對清朝200多年曆史的瞭解，以他個人數十年的政治經驗，深知清政府對於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敗、民生的凋敝都軟弱無能；但對漢官的防範控制卻老謀深算，有的是辦法。眼下湘軍兵力在江南數省雖佔着優勢，但官文據長江上游，富明阿、馮子材分守揚州、鎮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間，分明是清政府對湘軍早有防範。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楨早就與自己離心離德，被清政府拉了過去，成為湘軍背後的兩把利芒。湘軍號稱30萬，他能調動的只有10餘萬。這10餘萬人中，曾國荃、彭玉麟、鮑超等部是忠於他的。李鴻章雖然是由他一手扶植起來的，但真正到了關鍵時刻，李不一定會像彭那樣對自己死心塌地，很可能會站到朝廷那邊去。即使對自己的親信湘軍，曾此時也有一層隱憂。當年自己手創湘軍兵制，以有血性的書生統帶樸實少心竅的山民，的確使初起的湘軍虎虎有生氣，終於以少勝多，削平大難。然而他早已看到，經過長期征戰，湘軍已不復當年的朝氣，軍紀腐敗超過綠營，每到一地，他們燒殺淫掠有如盜匪，早已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攻擊。當初如果自己接受部下的勸進，打着驅除滿清、興復漢家天下的義旗，或許還會博得天下人響應；而如今靠湘軍這支名聲早已敗壞的軍隊為自己爭奪皇位，天下人誰會跟從？即使黃袍加身，恐怕也會重演趙匡胤與趙光義的故事。曾老九倔強狠毒，野心勃勃，要勝過當年的趙光義多倍。他能把黃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會隨時來奪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説不定結果落罵名的是我，得實惠的是他曾老九。

曾國藩轉念又想，南京剛破，清政府就要給曾氏兄弟顏色看，其實也不足為怪。清廷享祚200多年，有幾個像他這般手握重兵的漢人？這樣炙手可熱、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假若自己悍然自立，那正説明皇太后和皇上料事準了。如今雖受了點窩囊氣，但那畢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那自己就不會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國藩思之再三，認為眼下最要緊的是讓朝廷對自己放心，而朝廷對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手中這10來萬軍隊。當時就有人言：“三千里長江上下，無一船不掛曾字旗。”這是清朝開國以來從沒有過的事情，怎能令太后、皇上放心呢？湘軍本來就不是國家的經制之軍，不過是為平“長毛”而臨時招募的應急之師，現在“長毛”已平，理應裁撤了。他回想起這些天見到的湘軍官兵趁火打劫的種種表現，感到這支軍隊也真該解散了，否則不知今後會給自己惹多大的亂子，添多大的麻煩。

想到這裏，曾國藩決定採取措施，自削兵權、利權、稍殺羽翼，以釋清廷之疑。

首先奏請裁軍。當時曾國藩的湘軍嫡系7萬多人，而鮑超、周寬世2萬餘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楨指揮；手中僅餘曾國荃統領的5萬餘，這正是清廷不放心的軍隊。8月先裁25000人，留1萬人守江寧，15000人為城外遊擊之師。到同治四年（1865）初，守城部隊僅餘2000人，城外軍也所剩無幾，到清政府命曾北上鎮壓捻軍時，曾可調動的大支武裝就僅剩下劉松山統領的老湘營了。

湘軍裁撤，軍餉也就不需再留。此年8月底，曾國藩首先奏請停解廣東厘金，這是一筆可觀的、也是湘軍軍餉中最可靠的開支來源。自1862年8月開始徵收，二年間共解銀120萬兩。曾請求停解，正説明他的誠意。清政府接到曾的奏請後，立即批准，諭旨還要曾留其三成作餉，曾也拒絕接受，以示“遠利權”的決心。接着，他又奏請停解江西半釐，即前不久同沈葆楨爭奪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隨後，曾又奏請停收湖南的“東征厘金”。由於曾國藩主動申請停解軍餉供應，多少平息了輿論對湘軍和曾氏的攻擊，清政府也不再追問南京的金銀了。

最後，曾國藩還奏曾國荃開缺回籍。國荃雖讀過幾天書，但學識淺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滿天下，不僅清廷對他最不放心，湘軍諸將也多與他不合。攻破南京後，他放縱部下淫掠，時人皆謂江寧財貨盡入其手，直搞得輿論沸騰，千夫所指。曾無奈，只好以病情嚴重為由，陳請國荃開缺回籍調理，以避開輿論的鋒芒，解除清政府的這塊心病。此舉正合清廷之意，於是立即批准。這本是曾的韜晦之計，暫時退避正是為了永久地保住其既得利益。但不學無術的國荃不解其意，在曾移住江寧那天，當着滿堂賓客大發怨言，把曾弄得十分狼狽。國荃帶着滿腹委屈和怨憤返回湖南老家，由於怨氣仍未平消，終致大病一場。翌年初清政府令國荃病勢大減即進京陛見，當年8月又簡授其為山西巡撫，他都託病辭謝不肯從命；直到同治五年（1866）調其為湖北巡撫才前往赴任。

曾國藩所做的這幾件事，無論是停解部分厘金，裁撤部分湘軍，抑或為曾國荃陳請開缺回籍，都是圍繞着“兵權”二字進行的，無非是像他以前對國荃所説的那樣，“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以“善其末路”。但也僅僅是“推讓少許”而已，並非要完全放棄業已到手的權力，尤其是賴以起家的兵權。曾帶兵多年，深知兵權的重要。他之所以由在籍侍郎一躍而成為清王朝舉足輕重的封疆大吏，其關鍵就是自己手中掌握着一支軍隊。否則，即使他位至督撫，在清廷眼裏仍不過是一無足輕重的文臣。因而，他的裁軍僅限於江寧和皖南各軍，然成大吉、鮑超、江忠義、席寶田的部隊和老湘營仍有數萬之眾。這些軍隊名義上不歸他掌握，但統領皆其舊部，其影響力還是在的。曾對李鴻章的淮軍尤寄厚望，認為只要淮軍能承湘軍之續，李能紹己之業，使湘淮兩軍、曾李兩家聯為一氣，便可“中外之患不足慮”，任何人都無法動搖自己的地位。這也是曾當年大力培植李鴻章及淮軍的苦心所在。

最後一個勸曾國藩稱帝的大概還是王闓運。那是在曾平定太平天國、自剪羽翼、裁撤湘軍近1年後。捻軍起義又在豫、皖、魯中地區發動起來。清廷再次派兵鎮壓不下，便重新起用曾北上“剿捻”。正當曾準備北上時，王又來到他的軍營。王此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曾見他到來極為高興，但因為前兩次“勸進”的經歷，曾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這次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只是與曾討論學問。他對曾説：“公之文章，從韓愈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諸葛亮、魏武帝曹操以入東漢，則順而易。”曾起初聽得津津有味，頻頻點頭。的確，學習辭章若從唐朝韓愈上溯西漢，逆而難；但如果自曹操入東漢，就較容易，也順理成章，但到後來，曾還是聽出王的弦外之音。原來還是讓自己做曹操。但他這次倒也平靜，故作不知。王自知他的帝王之術再無實現的機會，頗為沮喪，只得悻悻而歸。這就是王闓運的不明智了。當年曾國藩兵強馬壯的時候尚拒當皇帝，如今他已自剪羽翼、精力衰退，即使他想當皇帝，也沒有這個力量和時間了。

長篇歷史小説《曾國藩》的作者唐浩明也認為，從客觀原因分析，假如曾國藩真的造反了，不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軍權大握、功高震主的曾國藩，最終依靠深長的謀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卻”，消除了清政府的疑忌，鞏固了地位，度過了難關。能夠做到這一點，決非易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像他這樣恰如其分地完成轉變的事例是不多的，而身敗名裂、兔死狗烹者卻史不絕書。由此可見曾歷史經驗之豐富、政治嗅覺之靈敏，老謀深算、處事果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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