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之《春秋公羊傳》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都是一個禮儀之邦，對外之做法從來都不會有霸權主義，中國不僅是一個禮儀之邦，更是一個友好之邦。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文化古國之一，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中華泱泱大國，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在歲月長河的流逝下，中國留下了許許多多的文化遺產，每一篇古文都顯得尤為珍貴。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下儒家經典之《春秋公羊傳》。
公羊傳-簡介
《春秋公羊傳》，中國漢代今文經學派的主要經典之一。又稱《公羊春秋》，簡稱《公羊傳》。舊題戰國時齊人公羊高撰。據何休《公羊傳序》、徐彥《疏》引戴宏《序》説，該書系由孔子弟子子夏傳給公羊高，公羊高子孫繼續口耳相傳，到漢景帝時始由公羊壽與胡母生(子都)寫定。該書着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多牽強附會之處，因董仲舒的宣揚而較流行，是研究戰國至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其中的“大一統”主張，對統一封建社會起了促進作用；同時，該傳的某些思想為後來的今文經學家發展成“三世説”，並藉以發揮他們的政治哲學思想。註釋本有：《春秋公羊傳註疏》，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公羊義疏》，清陳立撰。
今本《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併，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公羊傳》的特點是重在釋經。所謂釋經，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詞、造句，探求經文中隱含的“微言大義”，探尋孔子在編撰《春秋》時的思想感情。《公羊傳》在釋經時，從《春秋》所載的各條大事出發，引申開去，闡釋經義，但也不完全緊扣經文，有時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為主，這些見解就構成《公羊傳》的主要內容。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公羊傳》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春秋公羊傳》作為儒家經典，備受歷代統治者的推崇，長期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教科書和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在唐代被定為小經，在宋代被定為中經。被列入十三經中。
公羊傳-理論特色
《春秋公羊傳》作為今文學派的中堅，有獨特的理論色彩。主要有三項：（一）、政治性。講“改制”，宣揚“大一統”，撥亂反正，為后王立法。（二）、變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説”歷史哲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其雛形。董仲舒加以發揮，劃分春秋十二公為“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表明春秋時期二四二年不是鐵板一塊，或凝固不變，而是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階段。
《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説”：“所傳聞世”是“據亂世”，“內其國外其夏”；“所聞世”是“昇平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闡發，《春秋》之“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張三世”。即孔子將春秋242年的歷史，劃分成了“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這種認識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們所“描述”的歷史運動，並不符合史實但卻符合“理想”。從春秋“本然”的歷史來看，“三世説”的誣妄顯而易見。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説殊難稽信也。事實上春秋時愈降則愈不太平，政亂民苦無可告訴，可謂太平乎？”
至少從漢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經對於人類歷史運動的規律性進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討。根據公羊家的論述，人類歷史的演進，從“據亂世”進入相對平和穩定的“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條“理想”的社會發展軌轍。在這套理論中，藴涵着“歷史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樣一種可貴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説”在本質的規定性上是循環論的。但在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環範圍內，又存在着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個“進化”的序列。
何休注《公羊傳》，更糅合了《禮記·禮運》關於大同、小康的描繪，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系統性的“三世説”歷史哲學，論證歷史是進化的，變易和變革是歷史的普遍法則。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時的進一步發揮：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着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經過了所傳聞的衰亂世、所聞的昇平世，和所見的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而所以會是三個階段者，蓋由於“禮”是尚三的等等。這是何休的歷史進化論，公羊傳本身並沒有這麼多意思。自東漢以後，封建社會結構趨於穩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學更適於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取代了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説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學説從此消沉一千餘年，迄清中葉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傳-流傳情況
《公羊傳》寫定於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着作不同。
漢初傳《公羊》有三家，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説：“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在這三家中，儘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對《公羊》的闡發比胡毋生與公孫弘深刻，但始終只是《公羊學》中的一派，並非是《公羊》學的唯一宗師。特別是，東漢《公羊》學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詁》中，明確胡毋生是《公羊》宗師，而一個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漢初期，時代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二人同業《公羊春秋》（也有學者認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着書稱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為代表的齊學學者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取得漢武帝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胡母生弟子眾多，有名的除公孫弘外，還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之呂步舒。後來，又有齊人任公、貢禹、管路、左鹹、魯眭孟、顏安樂、嚴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傳》得顯。
《公羊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東漢的何休、唐代的徐彥、清代中後期常州學派的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
1995年，蔣慶出版《公羊學引論》一書，為當代公羊學重興之濫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