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文化和魯文化的融合，齊魯文化標誌是什麼？

齊魯文化是中國地域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齊魯文化具體的説也是指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稱，這兩者文化是有區別的，魯文化講究倫理，而齊文化相對重功利，這兩者相互交融，那麼，你知道齊魯文化的標誌什麼？隨小編一起去看看吧。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範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範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範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地域範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範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範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範圍為準，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範圍為準，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準處理。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

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説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併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着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繫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繫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繫起來的是孔子。他説：“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繫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説：“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繫。但是，這裏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範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説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説：“漢興，有齊魯之説”；《晉書·範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説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範圍。

粗獷剛烈的齊人
　　如果説魯人文質彬彬的話，那麼齊人給人們的印象則是粗獷剛烈，他們可殺而不可辱，面對挑戰，置生死於度外，全力施為，一決雌雄。在中國歷史上，粗獷剛烈的典型事例，大多發生在齊地，或由齊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詳，請看劉德增《粗獷剛烈的齊人》一文。劉淑強女士的《魯國文化與周禮》一文，又就周禮對魯國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了深入的闡述。

體魄強悍，粗獷剛烈，喉嚨粗大，不善言辭，遇事説不上三句話，便吹鬍子瞪眼睛擼袖子，“砍頭不過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勢。這便是“山東好漢”給人的印象之一。小説家寫山東人，往往盡力刻劃山東人的這一面，瓦崗寨裏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幾成為小説家筆下的山東人的固定形象。然則這又決非小説家妙筆生花，面壁虛構

魯國文化與周禮
　　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語）。魯國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各國諸侯瞭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是有名的禮儀之邦。魯國與周禮的這種密切關聯，使得魯國形成了謙遜禮讓的淳樸民風，同時也使魯國國勢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概括講來，周禮的內容應該包括禮義、禮儀或禮節、禮俗三個層面。禮義是抽象的禮的道德準則；禮儀或禮節是具體的禮樂制度，可大致分為吉、兇、軍、賓、嘉5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説，真可謂“繁文縟禮”，大而至於政治、軍事，小而至於衣冠、陳設，無不有義。這些禮儀都是本着忠、孝、信、義等準則推衍而來，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禮俗即周人的社會風俗與道德習慣，它較禮節更細且繁，只是並無硬性規定。就主次而言，禮儀、禮節、禮俗是從屬於禮義的，因為禮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周王朝的統治，這才是其本質所在。

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都有卓着的功勛。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還得到了不少特權。《禮記·明堂位》記載説：“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魯國建國之地殷商勢力極重，伯禽要把魯國建成宗周模式的東方據點，因此，他們代表周王室擔負着鎮撫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另外，魯國適宜農桑，是一個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禮樂可以規範人們的行為，使劃分成若干等級的人和諧相處。

在魯國，周禮乃是人們的行為準則，上至魯公，下至卿士，無不循禮而動。不論是“國之大事”，還是往來小節，如君位傳承、祭天禮祖、對外戰爭、朝聘會盟，以及燕享、鄉射等等無不如此，否則就會遭到指責，甚至被視為“不祥”的舉動。周禮由周王室制訂，而在具體實施時，各諸侯國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

《春秋》一書是魯國國史，該書“常事不書”，所以魯人依禮而動的行為有許多不一定見於記載。即使《春秋》經以及他書中見載的魯國君臣的一些“違禮”之舉，也往往引起人們的規諫、評論或者指責，如隱公到棠地“觀漁者”，桓公取郜大鼎於宋而置於太廟，醒公與夫人姜氏一道到齊國去，莊公到齊國觀社，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廣其宮，夏父弗忌躋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淵濫捕，以及魯三家的一些不禮之舉等等。但在入東周以來“禮壞樂崩”的情況下，魯國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劌、夏父展、裏革、匠人慶、申＃、叔孫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時的宗有司，《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他們也都以知禮、明禮而聞名。

魯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對魯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魯人都知道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因而他們認識到“服於有禮，社稷之衞也”、“無禮必亡”，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禮記·禮運》説：“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尚在，國便不亡，周禮關乎國泰民安，於此可見。魯閔公元年，齊欲伐魯，齊公問“魯可取乎”，其大夫仲孫湫説：“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此時，魯國正值慶父內亂，但尚秉周禮就難以攻取，因為周禮可以起到一種協調人心的作用，在統治者內部，它可以防止和調節矛盾，而對下層人民來説，周禮則既有懾服之威，又有收羅人心之用。

“尊尊而親親”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則，也是周禮的基本要求。為爭權奪位，魯國也發生過類似骨肉相殘的事件，但與他國相比，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以《禮記·明堂位》説魯國“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臧文仲教季孫行父“事君之禮”説：“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之逐鳥雀也。”魯人敬尊君主，使魯國的政治比較穩定。不過，由於“親親”觀念深入人心，他們十分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使掌握魯國大權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後”的範圍之內，異姓家族的賢能之士很難進入魯國政權。與“尊尊”原則有關，魯卿在位時，不論其行為怎樣越軌，而對他的宗族影響並不大，受到懲治的僅僅是禍卿本人。這樣，卿族一旦有了勢力，也就站穩了腳跟，其勢力的持續發展，便最終導致了公室衰微、大夫專政。

春秋時期，魯國實際已經是積弱之國，其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諸如滕、薛、曹、邾、杞等國皆勤贄，修朝禮；即使遠在方域之外的谷、鄧等國也不憚僕僕，至魯來朝。小國親魯，皆因魯乃周禮所在。

魯國春秋以來的外交主線還是與齊、晉、宋、衞等大國的關係上，然而，在對各國的態度方面，魯國的態度似乎又不盡相同。魯與晉、衞乃兄弟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衞、晉的交往中態度要温和得多。小國交魯，魯國也往往親近同姓。時人的宗法觀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在諸小國中，曹、滕與魯同姓，邾、莒、薛、杞皆為異姓。故曹太子朝魯，魯以上卿相賓；滕、薛爭長，魯長滕侯。而邾、莒為魯國近鄰，杞、邾則頻頻朝魯，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見討，邾、莒也為魯國世怨。魯國自春秋以來國勢日弱，其不能修好異姓近邦實是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魯文化的禮樂傳統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化成民俗”方面產生了明顯效應。魯人行為中的重義輕利觀念，經濟上的重農輕商意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嚴格的男、女之別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來，由於周室的衰微和時代的進步，再加之魯國國勢的下降，原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結束了。魯在春秋後期也推選了“初税畝”、“用田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改變了周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周禮樂的崩壞亦成為自然之勢。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慣層出不窮的違背禮樂制度的現象，他希望恢復周禮，推行“王道”於天下，並以禮樂之學教授生徒，儒學於是創立。

公元前249年，魯滅於楚。然而，魯國的禮樂傳統經孔門師徒的弘揚，已更加深入到人們的意識深層，它並沒有因為魯國的滅亡而喪失。秦朝末年，劉邦舉兵圍魯時，“魯中諸儒尚講誦育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70多年以後的漢武帝時代，太史公司馬遷到魯地“觀仲尼之廟堂”時，諸生依然“以時習禮其家”。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説“漢代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魯國禮樂之學在兩漢時的重要影響。

小結：説起齊魯文化相信很多人都會想到山東，作為南方人而言山東人長得魁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