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內涵，齊魯文化九大精神文化內涵

我們現在説的“齊魯”，一般指的是中國山東一帶，我們稱之為“齊魯大地”。為什麼是“齊魯”呢？因為在中國古代，齊國和魯國就是在這個地方，當時的齊文化和魯文化相交織，形成了大名鼎鼎的“齊魯文化”。齊魯文化不管在古代中國還是現代社會，都發揮着重要作用。齊魯文化的精神內涵有哪些內容呢？一起來看看吧。

由重“人”出發，齊魯文化的各代表人物無不重視高揚人道旗幟，把人作為治國理政的根本。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貴君輕”，《管子》的“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始於愛民”，《荀子》的“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墨子》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無不體現了人本主義特徵，放射着以人為本的光輝。人道精神體現最突出、理論最系統的還是儒家。孔於是中國古代最光輝的一面人道主義旗幟，他創立的儒家文化體系稱為仁學體系，是人道精神的最高體現。孔子突破了階級的、種族的、國家的、地域的侷限，把“人”作為一大類來看待。他的“愛人”，是“人類之愛”，這和他的“有教無類”是一致的。

二、以仁為核心
　　齊魯文化特別是儒學思想體系，把天、地、人看作統一的整體，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是以“仁”為核心的。什麼是“仁”？“仁者人也”，“仁者愛人”，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對仁的解釋很多：在家庭中就是孝悌之愛。把孝悌之愛推廣到血緣關係以外的社會成員中，即是“泛愛眾而親仁。”把仁用於處理人際關係，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提出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敍，朋友有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用於治理政事，就是“為政以德”，是以“愛人”為內容的仁在政治上的運用。反映在教學上，即“有教無類”。“愛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則，也是處理人際關係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孔子崇尚周禮，但對周禮決不是照搬或機械套用，而是循其基本原則和思路加以改造和發展，其中有許多重大突破。他引仁入禮，要求禮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禮不違仁，故《論語·八佾》説：“人而不仁，如禮何？”

三、以德為美
　　齊文化和魯文化儘管存在差異，如魯文化崇尚禮，遵循“親親尚恩”，而齊文化崇尚“尊賢尚功”，但對道德及價值觀的看法卻近乎相同，都認為講道德不能不講修身，講修身不能不關注道德。

從根本上説，齊魯文化是倫理道德型的文化，講究“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講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提出德政思想，《論語·為政》講“齊之以禮”。可見，道德是當時人們的普遍追求，是當時社會文明的集中體現。齊魯文化的道德體系由“仁、義、禮、智、信”構成，到民國初年，孫中山把它概括為八個德目：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中國傳統道德具有悠久歷史，至今仍然有兩點重要學術價值：第一，把道德看作具有崇高價值的精神追求，且認為這種追求是可以實現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第二，傳統道德多方位地回答了應該怎樣做人這個基本問題，許多形式和內容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義。

四、以孝為先
　　“孝”指子女對父母在尊敬、撫養、送終等方面應盡的義務，是傳統社會的基本道德。孝的觀念在我國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就出現“孝”字，説明在公元前11世紀以前，華夏先民就已經有了孝的觀念。至春秋時期，孔子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孝道。《孝經》中説：“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認為，子女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法則，是人們應該身體力行的。儒家視“孝”為“仁”之本。《論語·為政》中説：“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在這裏突出了一個“敬”字，實在是精闢。孔子還明確提出在孝順父母時，要做到和顏悦色。“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色難”是指做事的態度不好。並不是有事子女來做，有好吃的拿給父母吃就盡了孝道。《孟子·萬章上》也説：“孝之至，莫大於尊親”。

五、以和為貴
　　“和”即“和諧”之意，它被認為是美好的人際關係狀況和極高的道德境界。《論語·學而》中記載：“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春秋時期，思想家們已經提出了“和”的概念。孔子把“和”作為最高政治倫理原則。《論語·子路》中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孔子區別了和與同，他認為有道德的君子與人相處時，應力求做到和睦、和諧，但並不盲從附和。《中庸》中子路向孔子問強，孔子作了回答，並説：“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則矯；中立而不倚，強則矯”。即君子以和待人，而又能堅持原則，不為流俗所移。孔子所遵守與堅持的原則，就是必須按照禮義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人們之間和諧相處，便達到了人際關係的理想境界。

子思在《中庸》中也論述了和的概念，他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把中、和從至德提升到“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達道”的哲學高度。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即把天道與人道結合在一起，而達到“致中和”的結果。人與大自然達到了普遍和諧，大地上的萬物就得到風雨的調潤，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生長、成熟。《周易》也論述了“和”的概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即認為，天道的大化流行，萬物各正性命，保持完滿和諧，萬物就能順利發展。

六、以禮為範
　　“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論語》中多次談到“禮”。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仁”的思想，而“禮”是把德和仁具體化的制度或者行為方式。先秦歷史上有儒、法之爭，爭論的焦點，是實行禮治還是法治。儒家主張只有“齊之以禮”，老百姓有了羞恥之心，才不會去做壞事，而且還會“格”，就是有上進心。儒家和法家，儘管政見不同，但都認為人的行為是需要約束的，雙方的分歧在於，究竟用什麼來約束人。孔子主張用內在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論語·雍也》中説：“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作為君子，一方面要“博學於文”，廣博地學習文獻，積累深厚的知識，同時要“約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並提出，“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由於孔子以仁釋禮，使禮具有了仁的內容，仁具有了禮的形式，即內容與形式成為不可分離的統一體。

七、以“中庸”為基本方法
　　“中庸”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論基礎上的一種倫理道德觀，也是一種辨證的思想方法，由孔子首創，經過後來的儒家、特別是《中庸》一書的發揮而完善。

八、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
　　“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和規範，要求為臣、為子、為妻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董仲舒認為，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關係存在着天定的、永恆不變的主從關係。“三綱”取於陰陽之道，君、父、夫體現了天的“陽”面，臣、子、妻體現了天的“陰”面；陽永遠處於主宰、尊貴的地位，陰永遠處於服從、卑賤的地位。

“五常”指仁、義、禮、智、信，是人的內在德性，是人的價值、尊嚴之所在，具有強烈的人文精神。董仲舒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的基本法則。在他看來，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五常之道。堅持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穩定和人際關係和諧。

中庸之道是中華民族頗具特色的一種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它的基本原則是適度，內外協調，保持平衡，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也就是説，任何極端的主張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到了極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若能堅持中常之道，才可能做到可持續的發展與進步。

九、以天人合一、陰陽和諧為最高境界
　　陰陽和諧是《易經》的靈魂。在陰與陽的內在關係中，協調、統一、和諧是其基礎和底藴。陰與陽相互聯結、依存，舍陰無陽，舍陽無陰。先秦典籍《左傳》、《國語》中陰陽連用多見。《國語》説：“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這是周太史伯陽父用陰陽思想對地震的最早解釋。

陰陽和諧、天人合一的思想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祖國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是陰陽調和觀念，“內外調和，邪氣不能害”，表明人身體健康；當失調或失和，則意味着人身體有疾病，“陰陽離決，精氣乃滅”。因此，中醫治病的基本原則是調整已受到破壞的生理機能，使之重新恢復到陰陽平衡協調狀態，即“陰病治陽，陽病治陰”。 

小結：齊魯文化的精神內涵在古代是非常先進的，它的“中庸”和“以和為貴”思想對穩定社會安定，促進社會和諧做出了非常大貢獻，“以禮為範”則維護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受到了統治階級的絕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