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鄉文化差異在哪兒？如何消除城鄉文化差異？
城鄉文化差異一直以來都是國家所關注的焦點，並也為之努力，盡最大能力消除城鄉文化差異。其實，城鄉差異主要涉及的是經濟問題，如果經濟能發展，文化自然也會跟的上去，這往往也是差異的根源所在。那麼，中國城鄉文化的差異在哪兒？如何才能消除城鄉之間的文化差異呢？接下來看看中國地域文化中是如何對其進行闡述。
在我們對城鄉差別的認識中，往往更多地侷限於物質形態，但就城鄉差異而言，還遠遠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異，具有更加深層的、根深蒂固的淵源。要消除以至彌合這種差距，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研究：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間和寬容的心態接納農民；二是農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質、文化和心理適應城市；三是政府如何為這種城鄉之間的融合提供製度保障和服務安排。
農民問題何以成為重中之重，掛在了總書記和總理的心頭，擺到了黨和國家最高層決策層的案頭，排上了中央“紅頭文件”的最前頭，刻在了包括九億農民在內的全社會的眉頭。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也是各顯其能，但就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而言，其基本的路徑就是“農轉非”。不過“農轉非”的途徑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吃商品糧，而是給已經在城市的1.2億農民工以市民待遇，給現在農村仍需要轉移的1.2-1.5億富餘勞動力和每年新增的1200萬勞動力以及以後新增需要
轉移的農民以平等的就業權。這就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研究：
（1）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間和寬容的心態接納農民。
（2）農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質、文化和心理適應城市。
（3）政府如何為這種城鄉之間的融合提供製度保障和服務安排。
一、由於中國“三農”問題的歷史性、複雜性、艱鉅性、長期性，要真正使農業興起來，農村強起來，農民富起來，遠非一個文件、一次會議、一項政策所能企及。縮小三大差別，一直是我們走向共同富裕
的價值取向，但我們對差別的認識往往更多地侷限於物質形態。隨着對三農問題制度層面認識的深入，政治和權力的差別更加凸顯，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呼聲日漸其高，各種政策措施也接踵出台。但就城鄉差異而言，還遠遠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異，具有更加深層的、根深蒂固的淵源。
1、觀念差異
農民代表居住生活在特定地理環境中的人羣。這一人羣常常與居住在城鎮或都市的人羣形成一種對照，即“鄉下人”和“城裏人”。居住在鄉野之中，聚村而居，成羣而落，靠近田野、草原和大自然。因其出生地的原始基因，不論到哪裏，他們“鄉下人”的地理身份與天生“城裏人”的地理身份的差異，便決定了城鄉之間的觀念差異，以及社會對這種身份的認知差別。由此，大凡落後、保守、歧視的觀念似乎都源於農民，也適合農民；而大凡進步、創新、高尚的精神似乎是城裏人的專利。“小農意識”、“小農觀念”以及“小農行為”等等概念，既是用來代表農民的觀念及行為，同時又是人們用來貶低他人的一種價值判斷。領導幹部不勝任工作稱之有農民意識，工廠廠長把廠子搞虧了、破產了稱之有農民意識，體育比賽比輸了稱教練有農民意識，作家寫不出好作品稱之為有農民意識，科研人員不出成果稱之為有農民意識，導演把作品弄砸了稱之為有農民意識，演員演不好自己的角色稱之有農民意識，連某些腐敗分子走到腐敗這一步，也稱自己有嚴重的農民意識，但有深厚農民意識的地地道道的農民，有成為腐敗分子的嗎，簡直是無恥之極。夠啦。其實帶有農民二字的貶義詞不止一個，比如農民心態、農民思想、農民觀念、農民作風、農民思維、農民形象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城裏人腦海裏便形成這樣一種定勢思維，即認為農民總是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安於現狀，害怕冒險；思想固執、狹隘，而缺乏開拓進取精神，甚至把“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這一關乎國家發展和治理的根本性的問題，也歧視性地理解和歸結為“農民的問題”或“農民出了問題”，似乎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出在農民身上或都根源於農民。因而，農民問題解決了或農民不再出問題了中國便安然無恙。
2、主流意識形態差異
由於農民進入大中城市會面臨很高的壁壘，比如定居成本，就業機會、生活保障、子女就學等等。因而規模小一些的中小城鎮成為農民進城的較理想的選擇。事實上，農民進城的願望是很強烈的，想致富的農民甚至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直接建起了供自己進入的城鎮，來表達他們渴望進城的願望。它代表了一種原生意義上的農民樸素求富心理。即要通過城市化來改變自己的現狀，來提高自己的生命質量，實現人生的價值。
觀念的差異反映在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上，便形成了對農民的歧視。由此造成了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法律上，對農民羣體利益的忽視以及對農民採取的不公開、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認識與對待。有些腐敗分子假星星懺悔，要求從輕發落，説給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我可以回家種地；那農民要是犯了錯，怎麼發落，不論從輕還是叢重，還能到城裏當官嗎？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對農民的歧視常常表現為整個社會或居於強勢地位的社會集團對農民羣體的種種限制上，這些限制日益制度化、經常化，事實上已經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最大不公。
3、文化與科技差異
物質層面上的差異還有個比較，有關資料統計，城鄉收入比已經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6：1拉大到現在的3.2:1，而隱性收入則是6：1。文化和技術上的差異更是不可比擬。農村教育、醫療衞生、科技和文化藝術等領域發展緩慢。文盲和半文盲佔全國總人口比重大，科教文衞人員比重小。據有關統計，農村各類科教文衞人員只佔農村總人口的2.5%。就説衞生一項，可以説差異大的驚人，占人口70%的農民醫療衞生消費只佔到總消費的6%。
由於文化技術水平低，大多數農民工目前在城市裏乾的都是城裏人不願乾的活兒，收入也十分微薄。那麼，農民為什麼不去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呢？難啊！一是沒文化技術；二是沒錢培訓學技術；三是即便大學畢業了也沒門路找個體面的工作。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佔9.1％。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缺乏轉崗就業技能的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就業難度越來越大。生存難保，談何文化技術，更談不上精神享受。
4、心理差異
就心理觀念而言，農民作為一個羣體，有於其自身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在社會中的特定地位，自然會形成他們自己對待世界、社會和人生的基本態度和觀念。在這個意義上，農民文化、農民意識確實存在。但是，如果把農民的思想觀念和農民文化放到線性文化進化論的某個時點之上，認為農民的意識、觀念總是保守的、傳統的或落後的（孟德拉斯語），那麼，這種認識多少帶有偏見和絕對化的侷限。馬加爵案，媒體評論多歸於因教育、歸因於學校和社會心理救治系統不健全，這些其實都還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在於橫在“城裏人”與“鄉下人”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於是，這種心理不平衡很容易轉變為惹事作惡的誘因。相當多的城市社會治安案件往往由此引發。
調查發現農民工是一個面臨強烈心理矛盾與心理衝突的羣體，有些心理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穩定的制約因素，應引起關注。比如，自卑心理和孤獨情緒，由此造成農民工在就業、生活、醫療、教育等許多方面與城裏人隔着一條人為的卻又是難以逾越的鴻溝；被剝奪心理和不滿情緒，城市職工與農民工相比在各種福利上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壓抑心理和怨恨情緒，與生活上的貧困相比，農民工更難以忍受的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與城裏人正常交往與合作，不能像城裏人一樣感受到平等與尊嚴。
二、正視差異、縮小差別、消除隔閡、彌合縫隙是政府、城市、農民共同的責任和義務。
1、政府應該幹什麼？
制度與政策對農民的限制、歧視，以及損害農民合法權益的現象普遍存在，制度上的缺憾不能不説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相關的法律法規及配套措施不完善、不健全，有規定而濫施處罰，以及缺少真正能夠為農民服務、保障農民權益的機構、機制等。但是，只要觀念與感情真正轉變過來了，辦事情、想問題才會處處為農民着想，替農民打算，才會想方設法破除一切障礙，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使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子女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方面與城市人享受同等待遇；只要觀念與感情真正轉變過來了，有關司法與執法部門才能不折不扣地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規定，切實維護農民工應當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並加大對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單位和人員的查處力度。
措施與途徑進城農民除了原來的基礎，一般是沒經過多少培訓和教育的。為此政府對進城農民扶持的首要任務就是對農民進行基本的城市適應性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訓。如加強對農民工的法制觀念教育，幫助他們樹立現代公民意識、權利意識、平等意識，提高他們在多元化利益分配格局中的發言能力、對話能力、組織能力和依法維權能力。對農民教育的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把農民工當成真正的城裏人看待，歸根到底，這些培訓也是為了幫助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城裏人。這些培訓不僅包括對進城農民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同時要有政治、法律、政策、道德、權力、義務等人文方面的教育，使農民有意識地融入先進的社會發展系統，成為有現代意識的社會人。
引導與教育農民工在非農產業和城鎮實現就業或創業的過程，也是他們融入一個新環境、開始一種新生活的過程。其間很可能產生一些有形或無形的矛盾衝突，甚至發生傳統和現代兩種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態的碰撞，這在農民工進入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社會生活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對農民工進行城市生活常識和法律法規知識的宣傳普及，引導他們自覺培養起對城市文明的認同感和對城市生活的責任感，應該是農民工培訓的更高層次的核心內容。
我們常説，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似乎把農民教育好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不在嚴重。然而，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對農民訓導了多少年，嚴重的問題依然嚴重。是農民不可教化嗎？非矣。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對農民既不尊重，也不理解。因而，也就談不上教育和解放，更説不上引導農民在人類解放的道路上獲得自我解放。問題是我們對農民究竟認識了多少、理解了多少、親近了多少，教育了多少、教育了什麼、怎麼教育。對待農民，瞭解不等於理解，接觸不等於親近，看重不等於尊重，教訓不等於教育。
2、城市如何接納
尊重與理解尊重農民首先要尊重農民的人格地位，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把農民當人看，決不能再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按傳統的理解，農民是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者，而現代化的涵義是以高科技為特徵的社會化大生產，如果以此為界定，農民與現代化格格不入。而要使農民走向現代化，既不是一味地阻止農民進城或人為地排擠、苛刻農民進城，也決不是讓農民都遷到城裏去。而是要通過農村環境的改變，農業手段的改善，農民素質的提高，實現新的解放。真正讓農民走向現代化，必須使農民自我覺醒，走進知識，親愛文明。這一解放的目標和標誌就是：職業非農化、居住城鎮化、人口知識化、農業現代化。
善待與寬容農民為城市作出了巨大貢獻，農村人建設了城市，城市人不僅破壞了自身的壞竟，還污染了農村。城市人自己對農村人的創造成果也是刮目相看，但對創造這些成果的農村人卻另眼相待。假如我們再進一步換個位置想一想，我們自己是一個進城務工的農民，在為城市的繁榮付出艱鉅的勞動與辛勤的汗水後，還處處受到歧視，處處受到刁難，工資被剋扣拖欠，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我們感情上能不能接受、心理上能不能承受、言語中有沒有怨氣。人的行為是受人的觀念與感情支配的，將心比心，我們才會更加體貼農民工，與農民工心心相通。如果我們把觀念與感情轉變以下，來個換位思考，又當如何。
把觀念與感情轉變過來，就應當設身處地替農民工想一想。他們大多來自貧困落後的鄉村，由於生活所迫，他們不得不拋家別子，背井離鄉，懷着希望與戒懼的心理來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謀生。他們在城市裏鋪路架橋、建房蓋樓、清掃垃圾、端盤洗碗、小區保安，大多從事那些城裏人不願乾的髒活累活苦活。在為城市建設與城市人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貢獻。把觀念與感情轉變過來，更深層次問題是要充分認識到農村富餘勞動力進城務工就業是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是加速推進城市化建設的必然結果。不能認為農民的天職就是耕田種地，農民到城市來務工就業就是侵佔了城市人的地盤，就是爭奪城市人的飯碗。要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就必須統籌城鄉協調發展，而要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就必然要把農村大批的富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接納與扶持農民進城的條件，不僅取決於農民自身的願望，更重要的是取決於城市接納農民門檻的高低。這樣城市要創造有利於農民進城的條件，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扶持農民儘快適應城市。幫助農民實現歷史性的大轉變。按照社會的發展規律，傳統的小農隨着現代化、城市化的發展，逐漸轉化為城市工人、城市居民，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的人，也變成現代化的勞動者，傳統的農民被歷史巨浪所淘汰。我國農民正在進入這種歷史性的轉變，這要經歷很長的過程。他們所走的途徑是：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幫助下，在改革開放中，發展鄉鎮企業（絕大部分是非農產業），使農村工業化，很多勞動力變成鄉鎮企業的勞動者；建設小城鎮，使鄉村城鎮化，村民變成城鎮居民，也有一部分進入大中城市，成為其中的勞動者或居民；從事農業的人，將隨着農業現代化成為現代勞動者。當然，農民進城不能僅靠城市門欄的降低，同時，隨着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知識經濟的到來，城市也不能一味遷就於農民的低素質。農民自身必須在提高素質上下功夫。
融合與共榮縮小城鄉差別決不是把城裏人趕到鄉下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不是一味地讓農民都進城，搶城裏人的地盤。而是使包括農民在內的現代社會人共同融入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的現代化過程。融入的政治前提是把農民作為革命的主力軍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力量。工農聯盟是農民與城市利益共同體的基礎，我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整個社會的安定；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社會的全面小康；沒有農民的富裕，就沒有國家的富強。
農民要融入城市現代化的進程，還需要提高自身素質，以城市主人翁責任感維護城市。一是遵守城市的規則。城市中存在的很多規則都不同於農村，比如衞生和環保意識，進城農民要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得到城市居民的認可，就必須首先改變原有的舊習慣，遵守城市中已經存在的各種規則。二是保護城市的公共產品。在農村環境中生長的農民往往對於自己的私人產品有很強的保護意識，而缺乏對公共產品的保護。公共產品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進城農民提高保護公共產品的意識十分重要。三是改變原有的生活文明準則。進城農民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必須改變“田園化”的農村生活文明準則，去適應城市“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四是要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和素質。進城農民僅僅在生活上適應城市的規則還是不夠的，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很強的謀生手段，才可以和城市居民進行競爭，最終佔據到城市中的比較正規的崗位。否則自身的地位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3、農民怎樣自立
自思自醒農民的自立首先取決於農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能否實現由自在到自為的飛躍。回首中國農民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創舉，農民在自身全面解放的道路上已經並正在實現着新的跨越，重新審視新時期的新農民，應給中國農民一個新理念：當代中國農民是農業現代化的主力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拓荒者；新的生產經營方式的開拓者；農村城鎮化的創造者；民主政治的直接實踐者；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者。農民有了這樣的自我覺醒，農民不但要走向富裕，更要走向文明，走向人的全面發展和解放。實際上，農村中比較富裕的家庭，無論是有人做公事的，還是從事非農產業的，以及培養出大中專學生的，一個共同或者相似的特點是：都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走向文明與開化。相對於其他農民，這些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或者都有一技之長，頭腦比較靈活，眼界比較開闊，觀念比較新穎，有着強烈的發展願望。在貧窮和富裕的鮮明對比中，農民深深地認識到：知識改變命運，文化書寫歷史；自思才能自醒，自為才能自主。
自主自願農民缺少的不完全是進行創新的動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權利和自由。就農民的創造力而言，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做的貢獻和作用是不可磨滅的。沒有任何一個農民不想走向富裕，不想走向文明。問題是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要建立在農民自覺的基礎上。實際上農民“要求發展的意識”在轉型期間體現的是相當清晰的。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農民的富裕和發展，是農民自己不想富裕、不想發展嗎，決不是；是農民自己不會富裕、不會發展嗎，不全是。那麼，農民怎麼就富不起來，發展不上去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農民之外的各類人員，農業之外的各行各業，村幹部之上的各位領導，發誓不讓農民富，發恨阻止農民富，發瘋干擾農民富。農民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不懂裝懂的瞎指揮者，最厭惡的是那些裝出一副很內行的面孔，對農民指手畫腳的老爺式公僕。既然我們要關心農民，那麼就必須注意到農民自我發展的這種意識，要從“我是農民”的角度來説，“我關心我的發展，我要發展，我應該得到發展”是合乎理性的和正當的權利要求。而不要對農民的發展要求一味涉障，剝奪他們的發展權。
自立自強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全靠農民自己。與城裏人的自傲心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不論在城裏還是在鄉下，都有一種農民身份的自卑感。這也強化了農民的城鄉分類意識和城鄉差異觀念。隨着觀念、心理、制度、政策、環境、文化、技術差異的縮短或彌合。城市與鄉村的共榮與融合，農民自己也應該逐步擺脱以至消除自身的自卑感，而應樹立“我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城裏人”的觀念。不僅意識到，我為我是來自農村人而自豪。我為我能從農村來到城市並紮根城市，要比生在城市，但卻艱難地生存在城市更驕傲。農民要真正自立於城市，自主於社會，實現自我價值，必須屏棄鄉下人自卑感，樹立社會主人翁的責任感和自豪感，自立自強，自我解放，自我發展。當今，年輕的一代農民是不甘於一輩子呆在農村的，總要出來闖蕩，由此他們的視野得以開闊，提高自身素質，謀求自身發展成為其自覺的要求。而要到城裏發展，可以白手起家，但不能憑空想象。這就要有一定的實力和能力，至少是要有通過學習和培養能夠具備的潛力。這些能力包括：資本積累能力，知識獲取能力，政治資源獲取能力，相互合作的能力等。有了這些能力，加之政府的合理化制度安排，城市提供的廣闊平台，農民的解放和發展才能融入人類解放和發展的大道。
村民與市民的文化與心理差異不因農民工的進城甚或進城農民工拿到了城裏的户口就自然而然地抹平。也不因“農民工是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把農民裝扮成市民而使農民的地位有根本性的改變。農民進城的初衷是為了生存，至少是為了改變生存條件，農民改善生存狀態的路徑也不惟進城一條路。但要生存得好一些，除了消除制度性障礙，就農民自身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素質。當然，已經進城的農民，就其基本素質而言，要比不願或無力進城的農民，無論文化技術素質或心理適應性都更強一些。而要能夠繼續在城裏混下去，進而混出個市民樣來，僅靠原來的那點本事就遠遠不夠了。這樣，不論在城裏，還是在農村，要從根本上改變自身生存狀態，政府的制度安排，城市的政策與心態調整，農民的文化技術素質提高和心理素質的適應也成為當務之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