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審美文化是什麼？
在我國五十六個民族中，有一個世代以畜牧為生計，世居在我國北方大草原的民族，這就是蒙古族。這個民族不僅是我國的少數民族之一，也是蒙古國的主體民族。那麼，大家知道蒙古族的審美文化是什麼嗎？下面，小編將帶大家去看看這神祕的蒙古文化。
蒙古族與中國古代北方的東胡、鮮卑、契丹、室韋等族有密切的淵源關係。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蒙古族現有人口5981840人，佔全國總人口的0. 4488%（2010年），主要聚居在內蒙古自治區，另在新疆、遼寧、吉林、黑龍江、青海、甘肅、寧夏等省區亦有較多分佈。新中國成立前，蒙古族農區處於封建地主經濟發展階段，牧區則多處於牧主經濟發展階段，部分地區尚殘存着封建領主制度。早在金代，蒙古族就建立了統一的封建汗國。至元代蒙古族統一中國，居於統治地位的蒙古族上層貴族階級隨即成為統治者。蒙古族作為祖國大家庭中一個歷史悠久、勤勞勇敢的民族，為祖國的統一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遊牧文化特性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體現，而蒙古族在歷史發展中積澱的民俗文化可謂是哺育滋養蒙古族文化藝術的母體形態，是構建蒙古族民族特有審美模式的重要基礎。蒙古族民俗、民間美術是勤勞的遊牧人民為滿足其自身社會生活需要而創造的具有實用與審美價值雙重性統一的民族文化與藝術。服務自身、美化自身、美化物品和美化生活環境是其主要的作用。在實用與審美的創造中，逐步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審美觀念、審美形式，從而在無形中造就了蒙古民族獨特的審美模式。
一、內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區民俗文化視覺審美形態的地域性解讀
（一）地域性特徵概況
特定的民族總是在一定的地域與生態環境中生成自我所獨具的民族文化特性，這種民族文化和所處的地理生態環境、人文環境有着必然的內在聯繫。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現實生活和歷史發展的記憶，這種民族獨特的生命體驗是生成民族文化的內在原發因素。“離開了人類創造活動的地理環境中的氣候、地形、土壤、水分、植被、動物羣以及礦產能源等自然條件，離開了人類生存繁衍的自然環境，一切的文化創造活動都會使其失去客觀的基礎。”北方草原地理生態環境是草原遊牧民族審美特性存在與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個體民族的生成、繁衍、發展中，“自然的人化”與“人化的自然”是民族本質力量的基本概括，是對人類改造自然與自身的理論性概述。自然環境對於一個民族文化藝術的產生與發展無疑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在不同民族那裏恐怕尚待研究、討論。地理生態環境決定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生產生活方式本身同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是有着必然聯繫的。我們所討論的內蒙古西部蒙古族民俗文化，從生產方式來講具有遊牧、農耕和半農半牧的多樣形態。如果説蒙古族只具有單一的草原遊牧民族審美模式，這既不符合蒙古族審美價值取向的多樣性，也不符合民族審美活動實踐的豐富性。我們這裏討論的是以草原遊牧文化為主體形態下的視覺審美生成解析。
草原中的“原”是平原、高原、原野，延伸之意即“遼闊、悠遠”，是地球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屬於草原遊牧文化的民族大致分佈於東起烏蘇里江畔，西達帕米爾高原，北部與中蒙、中俄、中哈等國相鄰，南段以松花江為界與漢族地區相連。在這片廣袤的區域中，歷史上有多個遊牧民族活動、生息。中國北方遊牧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屬温帶草原地區，學者一般稱其為內蒙古草原。在這片廣袤的草原生態環境中，局部生態環境也有較大的不同，如呼倫貝爾草原、錫林郭勒草原、科爾沁草原水系相對較發達，氣候温潤，天然植被保存較完整，是較為理想的遊牧場所。而位於內蒙古西南部的鄂爾多斯草原、阿拉善地區、烏拉特草原，歷史上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和人為的破壞，生態系統失衡，導致很多地區乾旱、貧瘠，部分地區嚴重沙化，歷史上“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場景在許多地區已經變為茫茫戈壁、漫漫黃沙。正是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蒙古族牧民依然默默地守候和愛護着他們的家園，經過近幾年的生態保護，目前生態情況似乎有所好轉。這樣特定的地理生態環境決定了蒙古族牧民的生計選擇方式——即遊牧的經濟類型和半農耕經濟類型的結合，同時在這種特定的草原生態條件下生成自身的民族審美心境與審美形態，創造了與其相適應的草原文化情境和草原文化形態。
（二）地域性特徵與民俗審美文化的生成
我們在研究民族文化的時候，必然會首先探究其地理生態環境。從廣義來講，地理生態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文化地理環境。自然地理環境是經濟和文化地理環境生成與變化的重要基礎之一。少數民族的民俗文化、民族審美形態往往帶有鮮明的地域性特色，它的產生與發展脱離不了少數民族的生活、生產及民族所處生態環境對它的影響。作為一種民族的特有文化、藝術形態，蒙古族民俗文化及其中視覺審美形態在其產生、發展和傳承的歷史過程中，體現了本民族的生活狀態與情形、民族心理特質、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是一個民族文化發展與變化中的可視、可感知的形象化的形態展現。展示出與其他民族所不同的特殊的自我民族心理認同與民族審美趣味及最終而固化成形的審美模式。在個體民族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這些無意識的、信仰情境化的、最終而約定俗成的民族審美形態正是蒙古族民族精神特質的外顯。如那達慕、祭敖包、祭長生天、祭火、祭灶等習俗中無不體現、包含了蒙古族人民質樸的內在精神世界及特有的民族精神品質。蒙古族民俗文化中的視覺審美形態最終固化於民族的生活、祭祀、娛教等多種情態之中。
北方遊牧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民族眾多、變化複雜的民族概念，具有很大的歷史跨度及時空跨度。在內蒙古西部，蒙古族是集地域與歷史中眾多少數民族文化為一體的代表，這種民族文化在歷史的發展中具有極強的文化基因混合形態，這種融合性與多樣性也是草原文化形態生命活力頑強的一個重要原因。蒙古族民俗文化中的視覺審美構建同樣在構成方式與形態中體現北方少數民族的審美多樣化構成語境特點。而這種多樣性融合的文化，集中體現於民族的“民間性”文化形態中。蒙古族的這種“民間性”文化形態的語境是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源。
二、內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區地域性民俗審美形態產生的動因
（一）遊牧精神的促發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精髓和靈魂，是維繫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和理念。”內蒙古西部地區，在草原生態的大環境下具有多元的地域性特點。“原”本身孕育着廣闊與豁達；孕育着自由與奔放。在伴隨艱難困苦與多民族間融合、抗爭的歷史情境下，物質資料匱乏，遊牧民族強烈的生存意志與外界的生態形成巨大的反差，這種無奈與悲愴是激發一個民族堅強與勇於抗爭精神的外在原因。不容選擇的現實塑就了他們的自立與自強、豁達包容的民族個性。自我奮進與自我創造是他們的生存之道，這是不同於“農耕、漁獵”文化的遊牧文化情態。研究蒙古族遊牧思想論的學者陶克套先生在他的《遊牧思想論——以蒙古人的傳統理性認識為中心》中提出：“蒙古精神體現了感性的完全的無權利，體現了非感性和非自然，罪惡和罪惡意識數千年來是蒙古族的苦惱。”這是對蒙古民族多種精神本質的精闢解讀。這種情態是蒙古族自我認知與生命力量的展現，既是“自我”，亦是“族羣集體的心理意識激發”，是蒙古民族內在民族氣節與民族特質的本源。意識形態的精神與載體形態的結合——視覺審美符號產生了，它的“雙重”含義，甚至於“多重”含義也隨之而孕育。作為載體而言，民族地域性視覺審美文化的外顯形式即是其自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二）民族信仰的融人
信仰文化在一個族羣、一個民族意識形態與民族心理維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信仰的孕育與形成是複雜的、多原性的。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雙向互動”之始，“求解”與“未解”的矛盾促發着個體與族羣的創造。“未解”是信仰生成的重要原因，“寄寓心理”是一個民族信仰文化的本質。
世居內蒙古西部的蒙古族，擁有着稟賦了、熔鑄了民族深層精神內涵的信仰文化。原始時期的圖騰信仰在巖畫中依稀可辨，稚拙的線條與圖案承載着某種信仰的力量。薩滿的精神世界與民族早期崇拜多樣形態的共存，直到人為宗教信仰的濫觴；從蒙古族信仰的祭天、祭山、祭樹、祭成吉思汗陵、祭敖包、祭火、蘇勒德信仰等民俗活動中藴涵着民族的審美特性。這些民族特有的信仰形態是維繫蒙古族民族精神的堅強紐帶，是一個民族在與生存現實的抗爭中自覺與不自覺地生成的民族自我認知與自我認同。前面我們已經談過是“自我的意識與無意識”，亦是“羣體的意識與無意識”。而信仰的意識物化為具體的形、色、體。視覺的形態成為了載體，物本身在被賦予了意義之後，其自身的價值已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族的信仰融人了民族自己的生活，是對賦予他們生命的天與地、父與母、草原與牲畜等的崇敬與感恩。這種約定俗成的民族信仰默默地支撐着這個民族強健而有力的脊樑，最終也融入了民族的審美文化中，以符號的外顯形態闡釋着他們的信仰與民族的祈願。
（三）民族文化的積澱
蒙古族視覺審美文化形態的生成具有多元因素構成特點。“文化”本身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而文化具有極強的混合基因。視覺審美形態的生成脱離不了民族文化的懷抱。豐富而感人的地域性蒙古族神話傳説、詩文、舞蹈孕育了蒙古族樸素的哲理與對美的追求；悠遠而悲涼的蒙古族長調、鄂爾多斯民歌、烏拉特民歌、祝酒讚歌、駿馬讚詞、新娘讚詞、祭火祝詞等展現了民族的豪放與熱情；歡愉而激烈的那達慕大會是民族力量的體現；神祕的薩滿與宗教信仰儀式帶我們進入民族的精神王國。信仰的物化即是“道與器”的關係，是蒙古族文化積澱的具體外顯形態。民族文化積澱是蒙古族精神信仰與蒙古族崇善而包容的精神體現，這是一種博大的、貴智敬德的、愛與包容的民族品質的展現。物化的視覺審美符號及審美形態是蒙古族民族品質與人性認知的載體，是對美好生活與幸福的追求與賜予，已不再是簡單的形與色。
（四）族羣的自我創造力
“族羣”是一個民族形成的前期形態。在早期“族羣”的自我封閉與自我保護是自身得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在有限的範圍與有限的生產資料中，創造滿足自身的物質產品是很重要的。物質資料的豐富是人類審美意識、審美思維產生的客觀基礎。蒙古族不竭的審美創造活力也體現在他們的審美活動中，如鄂爾多斯服飾、烏拉特服飾、阿拉善服飾，各具特色，和而不同。精美絕倫的各種民族手工製品、巧奪天工的民間技藝、妙手偶得的原創制作，他們的民俗審美文化伴隨着民族歷史的腳步依然那樣健勁。我們且不論早期此地民族在歷史上所創造的輝煌與燦爛，今天的內蒙古西部蒙古族同樣在用他們的智慧創造着民族的未來與輝煌。
三、內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區民俗審美文化構建的歷史多元性
（一）民族與政權的融合與更迭
縱觀北方草原的歷史，在北朝時期有鮮卑、柔然，隋唐時期有突厥、回鶻，宋、遼時期有契丹族。13世紀之前，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多個民族建立過自己的政權。短暫的民族政權時期是蒙古高原民族融合與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在內蒙古西部的鄂爾多斯、陰山一帶早期匈奴時期創造的草原文化、青銅文化，在這片廣袤的草原地帶產生了重要影響。13世紀蒙古族的興起，使北方多民族文化交融在歷史中具有了重要的意義。蒙元文化在與東亞、西亞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中達到了古代歷史上的輝煌。在歷史上，內蒙古西部地區的多民族遷徙、變化、融合是其地域性審美文化構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化形態的融合與排拒
北方少數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伴隨着戰爭、融合、興起與衰落，伴隨着民族堅忍不拔的精神與創造力，造就、積澱了特有的草原文化情境及那些外顯的民族審美形態。歷史中存在的多個北方少數民族是草原文化的共同創造者，對外族文化的排拒無疑是對本民族自我保護的一種體現。然而民族的融合與消亡這一趨勢是不由個人主觀所決定的。他們的民族文化不會隨着民族的兼併與消亡而消失，他們的文化“符號”會在北方草原文化的無限活力中繼續跳躍着自己的節奏與音符，他們是北方草原文化多重血液基因的注入者。
在物質文化方面，諸如服飾、建築、飲食、生活用品、生產工具等多方面的民族特質外顯形式中，無不展現着多民族的審美基因混合形態。在精神文化的民族意識形態中，草原民族的思維方式、民族精神、宗教信仰、審美理想等，也同樣是北方多個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的生命體驗中鑄就的。具有無法替代的地域性、民族性、開放性、抗爭性的民族精神本源特性。
四、對內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區民俗文化視覺審美形態的解讀
（一）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視覺審美符號的藝術本質
實用與審美的統一性、就地取材的隨意性、創作的原發性、藝術表現的豐富性等，是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視覺審美形態的基本特點。在內蒙古西部蒙古族的歷史發展中，蒙古族民俗文化和民族審美以外顯的形象化符號，記錄了草原遊牧民族的質樸的哲學觀、宇宙觀、價值觀、審美觀。“天圓地方”的樸素認知、“天人和諧”的精神世界和對客觀世界秩序的認知，在視覺的形、色、體之中展現出來。信仰的寓意與視覺的審美產生了契合，融為一體，二者之間在存在方式上表現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主要的是在技術與藝術的形式下藴藏的民族審美趣味、情感、心理認同、民族精神。“藝術作品的形式表現情感，就是情感的形式”，而我們討論的情感則是上升為民族概念的信仰寓意的情感。
蒙古族的審美形態既是簡單的又是複雜的，既是淳樸的又是真實的，深刻地展現了蒙古民族的生活風貌、風俗習慣、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狀態，表現本民族的藝術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深刻地揭示了最原發的、最具民族精神內在特質的情感。這也是民族審美的本質與存在的意義。
（二）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視覺審美的符號形態
在內蒙古西部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視覺審美形態的造型與裝飾中，我們感受到藝術原發性的狂野與矜持，從原始的巖畫到服飾、建築、裝飾等方方面面中，這種被所謂“藝術家”稱為“非藝術”的作品，卻展現着“純藝術”所難以企及的特質。手受之於腕，而腕受之於心。在隨意的雕琢、大膽的誇張、刻意與不經意之間展現的正是那些飽受所謂藝術創作規律所束縛的藝術家所無法達到的發自民族內在本源的藝術效果。在這裏，只要是視覺舒服的、感覺合理的就是美的。他們的作品繁縟複雜，但不矯揉造作；簡潔明瞭，但非空洞貧乏。憑藉着自身的審美智慧和技能進行創作，帶有很大的原生態性和生活原型特質的成分，它們更加貼近於蒙古族的現實生活，展現他們的生活情狀，而非像“精英藝術”那樣高高在上。就像王朝聞説的“美是人們創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動活動及在現實中的實現或對象化”。
在內蒙古西部蒙古族宗教慶典、婚喪嫁娶、生子祝壽、節日賽會等民俗活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感受到由民間匠師、牧民這些“準藝術家”們所創造的民間藝術品。這些民間藝術既是個體藝術思維的注入，體現了個體創作的審美理想及審美取向，也是大眾所共同接受與認可的民俗及審美文化外在形態的體現。一般來講我們把它們分為生活視覺審美形態、服飾視覺審美形態、娛教視覺審美形態、禮祭視覺審美形態等多種類型，如馬鞍皮具、金屬器皿、雕刻氈帖、服飾地毯、居所裝飾等，有的用於裝飾和美化生活環境（如剪紙、刺繡、圖案裝飾、壁畫等），具有極強的使用價值和審美價值相統一的特點。牧民們用自己的生活材料制氈、熟皮、做皮囊。用氈和皮毛製作各種繡氈、耳套、鞋帽、鞍具等。他們用大自然賦予的各種原材料製成了花色繁多的實用美術品，有的可謂是俯首可拾，最終融人了信仰與祈願，賦予了它們特殊的意義。
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視覺審美的創作過程，始終包含着對原始材料的創造性利用與加工，較為鮮明地體現出材料自身的肌理、脈絡、紋飾、硬度、光澤等原始的自然形態特徵。這些民俗中的民間美術作品大多是牧民們日常生活、節日慶典或祭祀活動中的一些實用物品，具有強烈的裝飾性。造型在實用基礎上或誇張或簡潔，色彩具有濃郁的裝飾風格，體現了蒙古族傳統的尚色觀念及宗教信仰對民族審美傾向與審美趣味的影響。
結論
審美符號形態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重要的外在形象化標示，受地域生態環境、民族歷史、民族經濟、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約與影響。他們在構建不同民族審美模式中起着合力的作用。蒙古族民俗文化中的審美形態是實用與審美的辯證統一。遊牧民族在較單一的生態環境下經受大自然的重重考驗，生活資料匱乏、自然氣候的變化、民族間的抗爭等多種因素時刻都在嚴重威脅着遊牧民族的生活與生產，正是這些因素造就了蒙古族堅強的、樂觀的、積極向上的民族品格，也造就了一個民族信仰文化的生成與信仰心理的構建。他們充分利用身邊的自然饋贈，創造了豐富多彩、經濟實用的民間審美形態與民族審美文化，具有獨特的民族精神內涵，體現了蒙古族自身的審美模式構建方式與本民族的審美文化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