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侗族大歌是如何藉助媒體對它進行傳播的

在新媒體氾濫的時代，只要用正確的方法，就可以把一些小概率事件和名不見經傳的人，變成了網絡大事件。利用網絡的開放性，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特別是對於一些稀有得到民族文化資源，就可以充分利用新媒體資源，讓人人蔘與進來，更好地保護它。今天，小編就以侗族大歌是如何藉助媒體對它進行傳播的來闡釋這個話題！

為實現這個目標，他已經花了10多年時間。他蒐集整理侗族大歌，發表文章呼籲保護，帶着侗族歌隊四處演出，推動大歌進課堂，創辦“侗人網”,甚至還幫助“侗族大歌”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然而成效不大。侗族大歌還是由侗族人幾乎“人人會唱”,變成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唱，而且還大都只能唱一些簡單的歌。

他並不氣餒，仍然在奔走呼籲。

“有生之年，我會一直做下去。我不能眼睜睜看着侗族大歌衰落。”鄧敏文説。他是侗族人，今年69歲，頭髮花白，聲音洪亮，底氣十足。

沒有特質的民族還叫民族嗎？

觸發鄧敏文開始保護侗族大歌的事情發生在2000年。那時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這一年，中央電視台錄製《大歌聲聲》節目，其中就有侗族大歌。欄目組邀鄧敏文做翻譯。

節目記錄了侗族歌師吳培三的故事。這名女歌師，曾與侗族的另6名女子，於1986年接受法國巴黎秋季藝術節的邀請，赴法演出過。

這場演出深受國際關注。有國外音樂家評價，侗族大歌是“清泉般閃光的音樂，掠過古夢邊緣的旋律”.有媒體甚至稱“精煉優雅的侗歌，可以和意大利歌劇媲美”.

但女歌師並沒有受到重視。她回到侗寨後，仍然日復一日地忙於農活。又因其名聲太大，年輕後生對她“望而止步”,她始終找不到對象。

節目錄制完畢，鄧敏文和同為侗人的妻子龍月江都陷入了沉思。在他們的觀念中，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對於一個信奉“飯養身，歌養心”的民族，侗族大歌本該是這個民族的生命。

半信半疑之中，他們專門撥通家鄉親友的電話，詢問吳培三的事。當得到證實後，夫妻二人相對而坐，默默無語。

其實，侗族大歌前景不妙，夫妻倆均有體會。不過，那時他們尚未在意。

1991年春節期間，鄧敏文回老家考察侗族文化。一天晚上，附近侗寨的幾名姑娘到竹坪村演唱侗族大歌。根據傳統，竹坪村必須有男歌隊出來與姑娘們對唱。可遺憾的是，幾名姑娘從晚上10點多開始唱，一直唱到凌晨一點多，竹坪村始終沒有小夥子出來與她們對陣。後來姑娘們覺着沒勁，只得自唱自答。

鄧敏文和村裏一些老人，就坐在鼓樓下聽着姑娘們唱歌。“老人們一邊抽煙一邊歎氣，直説‘丟臉’。”鄧敏文回憶道。

為此，這名研究員還專門寫了一篇小文章，提出要警惕侗族大歌中的“陰盛陽衰”現象。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龍月江幫人籌辦一個侗族風味的飯店，負責招工等事務。她回到貴州老家，走了數個鄉鎮後，才招到8個人。她的要求很簡單，會唱侗歌、中學畢業的年輕小夥和姑娘。而她招到的8人，大部分只有國小文化，有的連字都不會寫。

這件事鄧敏文非常清楚，還曾為此難過了一陣。

直到聽説了吳培三的命運，他深受刺激，“太悲慘，任何一個侗族人看了都不會好受。”

隨後的幾天，鄧敏文晚上都在伏案寫東西。不久後，他發出《救救大歌》的呼籲信。

在信中，這名侗族人寫道：“我們的侗族大歌值不值錢？值多少錢？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回答，才能爭取，上帝是不會把鈔票送到侗鄉來的。只要努力爭取，總有一天，我們的吳培三們也會……變成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雙重富翁。在此之前，我只能大聲呼喊：救救大歌！”

《救救大歌》的呼籲信發出後，夫妻二人又回到侗寨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

據他們的調查，290萬侗族人中，生活在大歌流行區域的不過10萬人。

貴州省黎平縣巖洞鎮的巖洞村和竹坪村是侗族大歌的流行區域之一。在這兩個地方，會唱3首侗族大歌以上的中老年人（30歲以上），只佔這個年齡段總人口的50%左右；會唱3首侗歌以上的青年人（16-30歲），佔這個年齡段總人口的比例更低，只有20%左右。

這些會唱侗歌的人，絕大多數，只會唱近年來極力推廣的、短小的“流行大歌”.比如《蟬之歌》、《知了歌》、《大山真美》等。而這些歌只是“侗族大歌的皮毛”.

更深、更長的經典侗族大歌，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會唱了。夫妻二人曾尋訪各個侗寨的民間歌師，只有一些七八十歲的歌師，還能唱出諸如《白雕》、《情人》等長篇敍事歌的一些片段。而像侗戲等文藝形式，會者更是寥寥無幾。

“侗族大歌是侗族的特質，沒有特質的民族還叫民族嗎？”鄧敏文雙手扶着沙發，把身體坐直，收起了他慣有的笑容。

侗族大歌是侗人生活的一部分

侗族大歌是一種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多人合唱形式，無指揮、無伴奏，自然合聲。這是侗寨的三寶之一，其餘二寶是鼓樓和風雨橋。

侗族傳統中，大歌本在青年人中尤其流行，是求偶的必要手段。很多侗族青年，都是通過此種形式，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吳幫中就是通過唱歌找到自己妻子的。他的母親是巖洞鎮宰拱村的一名歌師，他的妻子是母親的學生。

他看上了這個姑娘，經常在晚飯後，邀請村裏的同齡人，到姑娘門前唱歌。這姑娘也邀請自己的姐妹，和他們一起對唱。

他還清楚地記得他對妻子唱的第一支歌：

“出來出，出來跟妹借書讀；借書讀過年十五，借船渡過洞庭湖；洞庭湖，洞庭湖內栽稻穀；你我同栽要同打，同栽同打心才服。”

姑娘起初並不同意。他不甘心，連續3個月，邀夥伴到她門口唱歌。終於有一天，他用侗語唱道，如果你喜歡我，咱倆就私奔，等到大人發現了，他們也沒辦法了。姑娘也用歌告訴他，等着他的家人來提親。

在吳幫中的記憶中，幾乎每個侗寨都有歌隊。春節後幾天，各個侗寨的歌隊，往往會向鄰村的歌隊發出邀約。

吳幫中是村裏的“好嗓子”,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10年間，他經常組織歌隊和別的歌隊比賽。

通常，進村要唱“攔路歌”,一問一答。這一環節要持續兩三個小時。如果能順利過關，他們將在對方村裏吃到7餐飯，並和村裏的歌隊對唱。如果不能過關，他們就只能“轉戰”別的村莊。這一挑戰活動，通常會持續7至9天。

抹不開面子的事情，也能用唱歌表達。

龍月江聽母親講過一個故事。一家的女兒，本來已與表哥定了娃娃親。女兒長大後，通過對歌，又有了心上人。結婚那天，表哥的父親也趕來吃喜酒。吃席當中，他就唱起來，質問為什麼女子不嫁給自己的兒子。

女子的母親也順口就唱。大意是，葫蘆還沒長成的時候，我就把葫蘆裝滿水按到水裏，藏到自己的水塘中。哪曾想，葫蘆自己跑到別人家的水塘浮起來了。葫蘆指自己的女兒。

聽到女子母親這麼唱，表哥的父親也無可奈何，並唱了一段祝福的歌。

“侗族大歌是侗人生活的一部分。”龍月江樂呵呵地説。

看到老伴樂呵着，鄧敏文便鼓勵她唱一段。龍月江也不推辭，張口便唱：“妹來聯，妹來高坡開丘田。妹來高坡開條路，開條大路進梯田。哥來聯，哥來聯妹共開田。高坡開田要有水，開溝放水進妹田。”

妻子一唱完，丈夫哈哈大笑。龍月江並沒專門學過歌。這首歌，是她14歲那年回家，聽表姐和情人對歌時學到的。

唱歌自然有歌師。侗族的歌師，在過去有很高的地位。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部門的一名老幹部楊國仁回憶説，黎平的一些老歌師，農閒季節，就開始到各個侗寨教歌，以此謀生。著名的歌師，在一個侗寨，一待就是很長時間。歌師臨走的時候，侗寨的男子，一人要給他一把米，女子每人給他一把棉花，“通常得幾個小夥子挑回去”.

1958年，黎平縣響應為建國10週年獻禮的號召，組織了一個侗族民間合唱團，楊國仁為副團長。合唱團曾到幾個侗寨試唱，每到一地，“殺豬宰羊”款待歌手。弄得楊國仁最後都不敢去試演，擔心社員因為款待他們而餓肚子。

如今，這些景象，都被擱置在記憶中。鄧敏文夫婦近年經常回到侗寨。有時，碰到活動，或者接待來客，侗寨的人會穿上他們的傳統服飾，為這些人唱歌。風雨橋上，來客也能吃到一頓美味的“長桌飯”.吃飯期間，姑娘小夥端着牛角杯，唱着歌為每一位來客敬酒。

不過在鄧敏文看來，這只不過是“表演”,完全沒有侗族大歌的情味。

侗族人視為生命的大歌，怎麼一下子就變得如此陌生？

鄧敏文的考察越深入，他越發現，歷史和自己“開了一個玩笑”.

他出生在貴州省黎平縣巖洞鎮竹坪村，聽着侗族大歌長大。他小的時候，幾乎每個寨子都有歌隊。他經常跟着哥哥、姐姐們一起跑，多少領略過歌隊的壯觀。

小時候的他並不想學侗歌，因為學唱侗歌“太苦”,受不了那個罪。所以，他一門心思讀書，一心想改變自己的生活。

20歲那年，當他考取中央民族學院（現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侗族語言和文學專業，並用9天時間輾轉到北京上大學後，他還為自己的努力而驕傲。此後，這名侗族大學生逐漸遠離大歌。大學畢業後，他輾轉於部隊、廠礦之間，更是一度忘卻侗族大歌。

當鄧敏文中年調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時，甚至在他後來主持的一項關於少數民族文學的國家重點社科項目時，他也只是把侗族大歌當做一個對象來研究。

吳培三的故事觸發了他開始保護侗族大歌后，這名研究員才真正體會到侗族大歌對於侗族人的意義。

“侗族人視為生命的大歌，怎麼一下子就變得如此陌生？”他經常問自己這個問題。

他找到了一些答案。出外打工是衝擊侗族大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侗寨也出現打工潮。就連吳幫中，這個經常組織歌隊與別的村寨歌隊比賽的歌師，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也到了廣東打工。此後，他就很少回家唱侗歌了。

吳幫中自出外打工後，曾回黎平招過兩次工，每次都會帶走100多人，全是和他年紀相仿的。當時，他剛剛30歲出頭。他的村裏，現在剩下的壯勞力“不到三分之一”.

有報道稱，黎平縣外出務工人員，佔到農業人口的18%.黎平縣侗寨的歌隊，也隨着他們的出走，變得七零八落。

而歌隊對於傳承侗族大歌，意義不言而喻。侗族直到1958年，才有自己的文字。侗族大歌沒有簡譜，最早的傳播，靠的是口耳相傳。

“太難學了。”吳幫中的女兒吳金燕説。她今年27歲，是當地的知名歌手，多次獲獎，曾赴多個國家演出過。

小時候，她跟着奶奶學侗歌。她喜歡唱歌，經常給奶奶捶背，博得奶奶高興，好多教她幾首歌。但後來她真正拜師學藝時，煩惱就來了。

侗族的歌師，大都白天在外幹活，晚飯後才教人唱歌。吳金燕便同一些夥伴到歌師家，一唱就到凌晨一兩點。她還記得，有一首侗歌，她用了幾個星期，才完全背下來。

目前，吳金燕掌握40多首侗歌，大都不長。就這些歌，已足以讓她成名。

儘管吳金燕的名聲很足，但對於改善她的生活並無多大幫助。在鄧敏文夫婦的聯繫下，吳金燕還曾到北京打工一段時間。這期間，她一邊打工，一邊組織族人排練，到酒吧等處唱歌賺錢。鄧敏文夫婦以及北京的侗人，都積極為吳金燕等歌手聯繫小舞台演出，可收效不大。她沒賺到錢，只好回到黎平的鄉下老家。

為保護侗族大歌，鄧敏文等人還推動了大歌進課堂活動，即在學生的音樂課上，安排侗族歌師，教學生們唱侗歌。然而有學生家長直白地告訴鄧敏文：“我的孩子上學是要考大學的，不是來學唱歌的。”

一名歌師也曾對鄧敏文説，學好侗歌，不如念好書，“還可以考公務員。”

對於侗族大歌受到的衝擊，鄧敏文還能列舉出一堆原因。比如通訊技術發達，打破了以往單一的交往方式；比如文化多元化，族人的價值取向發生變化等等。

上世紀80年代初，鄧敏文曾到黎平蒐集《珠郎娘美》這部長篇敍事侗戲。當時，只有幾名歌師能完整地唱出來。歌師一邊唱，他一邊用錄音機錄。每天錄七八個小時，整整一週，這部長篇侗戲才錄製完畢。

這部戲，他已經用侗、漢兩種文字整理出來，全書52萬字，厚厚的一大本。“現在估計沒人會唱了。”鄧敏文哀歎道。

“我是侗族人，我得為侗族做點事”

從發出《救救大歌》的呼籲信後，鄧敏文夫婦就沒有停止過腳步。這12年間，二人最大的想法，就是讓侗族人學侗族大歌，再幫着侗族大歌走出去。

“不走出去，侗族大歌就沒希望。”鄧敏文在家中踱着步，大聲地説。

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龍月江就打過這樣的算盤。不過，那時的想法，就是想幫着族人多賺點錢。

當時，龍月江的一個朋友，想開一個民族風味的飯店。她便鼓動朋友，最好開一個侗族風味的飯店，並表示可負責籌備。朋友在她一番遊説下，便採納了她的主意。

第一次招工後，龍月江便把族人在北京的生活錄了像。後來她再去招工，就放片子給大家看。

她還記得，一天晚上，在一個侗寨放完片子準備要走時，幾名老太太攔住她，説她們沒看上，希望次日再來放一遍。她欣然答應。

一個侗族婦女看了片子以後，當即把自己的女兒交給龍月江，希望她能帶走女兒。

當時，她經常能聽到父母對孩子説：“好好唱歌，以後到北京賺錢。”

事實上也是如此，第一批跟着龍月江到北京的族人，每個月能拿到300元。即便現在，如果在家侍弄土地，一年的收入也不過四五百元。

2000年以後，鄧敏文夫婦的“幫扶策略”有了很大轉變。他們仍在積極給族人聯繫工作、聯繫演出，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對族人的教育上。

“侗歌進課堂”就是鄧敏文夫婦以及一些熱心侗族大歌保護人士共同推動的。起先，這種方式遭到族人質疑，甚至連老師也不理解。鄧敏文等人並不放棄，他們遊説教育部門給學侗歌的學生一些優惠待遇。比如招考中，可享受藝術類招考條件，可適當加分等。

“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部分孩子學好侗歌。”黎平縣政協常委吳定國説。他也是“侗歌進課堂”的積極推動者。

2002年，鄧敏文聽説一個搞文化旅遊的美籍華裔學者到中國考察，他就讓懂英語的大兒子，到這位學者所到之地商談，極力遊説對方到他的家鄉侗寨看看。學者真被鄧敏文的兒子説動，隨後啟程到黎平考察。

鄧敏文夫婦立即趕到黎平等待。那時，龍月江的腿腳有點問題，她就拄着枴杖前往。後來，這名華裔學者持續不斷為黎平提供幫助，直至近年去世。

在這位學者的幫助下，鄧敏文到黎平縣巖洞鎮中學創辦了“侗族大歌人才培訓基地”.吳金燕就是首批學生之一。

次年，鄧敏文夫婦千方百計籌到20萬元，到巖洞村投資建設了一個侗族文化博物館。這是一棟兩層的吊腳樓，建築面積580多平方米。第一層收藏侗族的文物，比如紡紗織布機、捕魚工具、樂器等；二層則收藏了侗族書籍上千冊。

也是這一年，鄧敏文的二兒子在父親的鼓動下，辭掉北京工作到巖洞村駐紮。稍後，他的妻子也跟了過去。“我是侗族人，我得為侗族做點事。”鄧家老二説。

很長一段時間內，當地人都能看到，老鄧夫妻和小鄧夫妻在寨子裏忙碌着。老鄧教人侗語，偶爾也教侗歌，龍月江教人編草鞋，年輕人則教人學電腦。

鄧敏文甚至還蒐集侗鄉傳統的糯稻種植技術。試驗成功後，再把稻米高價賣到國外。族人紛紛來向他學技術，他毫無保留地奉送。

為推動侗族大歌的發展，鄧敏文和朋友們積極參與當地政府的文化事務，為侗族大歌“申遺”.2006年，國家公佈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侗族大歌位列其中；2009年，侗族大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時間長了，大家都叫他“鄧嘎老”.大歌，在侗語裏的發音就是“嘎老”——“嘎”是歌的意思，“老”是火，引申為宏大、古老之意。

只要這個民族還存在，就應該繼續弘揚其文化

按照鄧敏文及其他歷史學家的考證，侗族是一個遷徙民族，為躲避戰亂而搬到偏僻的地方。目前，侗族主要分佈在貴州、湖南和廣西的交界處，湖北恩施也有部分侗族。這些地方，全是交通不便的山區。

久而久之，侗族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比如服飾、語言以及侗族大歌等。

小時候，鄧敏文也穿戴自己民族的服飾。自他到北京上學後，就很少再穿。現在的鄧敏文夫婦，已經和漢族人沒什麼區別，説着流利的普通話，穿着和大家一樣的衣服。他的子孫，甚至連侗語也不會説。

即使在貴州的侗寨，如果那裏的人不是刻意穿戴上自己民族的服飾，光從表面看，也很難分辨其民族。

“侗族已經由一個封閉民族，變成一個開放民族。”鄧敏文説，“不管未來什麼樣，只要這個民族還存在，就應該繼續弘揚其文化。”

在他看來，侗族大歌早期所具有的傳遞信息、啟蒙教育等功能，已經喪失。古代，各個侗寨都有防禦設施，有陌生人進侗寨，必須用侗歌對答。一旦陌生人唱不了侗歌，就不可能進入侗寨。

1958年之前，侗族沒有文字，文化的傳承幾乎全採用容易記憶的歌唱形式。侗族人留下豐富的資料，有創世紀史詩、英雄史詩等。《開天闢地》、《洪水滔天》、《兄弟開親》等創世紀史詩，以及《祖源歌》、《侗族祖先遷徙歌》、《美道君郎》等英雄史詩都是其中的名篇。據侗族歌師講，有的史詩，能唱7天7夜。

現在完全不一樣了。侗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文化傳承不需口耳相傳，再加上打工潮等衝擊，大歌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早在2000年寫《救救大歌》時，鄧敏文就有過框架性設想：“精神文化的根本出路在於與物質文化相結合。”

在這封呼籲信中，他提到“東巴藝人”.東巴文化是雲南麗江納西文化的一個分支。鄧敏文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主編西南少數民族文學史時，對其有過深入研究。後來東巴文化揚名海外時，他又細緻瞭解過其發展軌跡。

“在保持原生態的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方式。”鄧敏文認為。

前幾年，鄧敏文夫婦組織歌隊到日本演出。他們從北一直走到南，“每一處都留下深刻印象”.

在一個觀光旅遊的小島上，他們發現，當地的圍牆都是用鵝卵石建起來的。隨行的日本人告訴他們，這個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風格，島上有飯店，也有住宿的地方，但不允許出現破壞風格的建築。居民也可將自己的房間出租給遊客。

無論東巴文化還是日本的那個小島的保護與開發，都對鄧敏文觸動很大。據此，他和幾個朋友給政府寫了方案。他們的設想是，以侗寨為基礎，以侗歌為補充，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開發，在保護和開發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今年夏天，騰訊公益基金會在黎平組織了一場“築夢新鄉村論壇”.論壇上，鄧敏文又提出明確的觀點：侗族大歌要朝產業化、市場化的方向走，要走出鄉村，走進大城市，還要加強創新。

事實上，侗族大歌在上世紀50年代就成為一種表演藝術。1953年，侗族歌隊到北京演出，曾獲得“幕落音猶在，回味有餘音”的評價。1958年，黎平縣又組織侗族民間合唱團，並嘗試了男女混聲唱法。而在傳統的侗族大歌中，男女一定是分開唱的。

為適應表演，近年來，當地歌師根據民間素材，編寫了《太陽從東方升起》等新歌，歌裏既講到了侗族的歷史，又加入現代的背景，如每家每户起了新房子。同時，他們還嘗試了各種新的唱法。

鄧敏文還將一些傳統的侗族大歌翻譯成漢語和英語，在侗寨的歌隊中試唱。不過，這種種舉措，他更多地視為嘗試，因為他自己也承認，這樣下去，侗族大歌可能就會“變味”.

這個年近古稀的老人一直在為侗族大歌忙活着。2000年9月，鄧敏文就在兩個兒子的幫助下，創建了“侗人網”,還親自做過很長一段時間版主。他還編寫了數十期電子版的《侗人快訊》。

一有空閒，他就會坐在電腦前，認真地回覆網站上的每一條留言。他還計劃着，創建一個“空中侗族大歌團”,藉助網絡傳唱大歌，不必像現在唱大歌一樣，需要多人聚在一起。

目前，他在侗人網上的在線時間超過9000小時。算下來，已有一年多了。